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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钱币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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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慧颖杨君黄维赵云峰

2010年中国钱币学研究以先秦货币和清末民国货币为主。其中，对“建邑”三孔布的研究颇具新意；对唐代铸钱量的探讨，对东至关子钞版的真伪分析和利用火神会账本对近代北京货币行用和价格变化的研究值得关注。近现代机制币研究，除了通常的版别分类外，还考察了具体币种的发行历史，在近现代币制改革的评价和经验总结方面有一些成果。钱币科技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科学技术的引入对钱币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综合研究

戴志强认为钱币学是从文化意义上对钱币开展研究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钱币实物，也包括钱币背后所蕴含的非物质文化；钱币学研究的方法除了对钱币实物的传统研究方法进行继承和发扬之外，还要吸收和补充相关研究方法和手段，包括货币理论、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和少数民族文字学、民俗学、美术史研究方法和科学技术手段等；钱币学研究不仅可补史之缺，正史之误，还可为现行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制度服务。

杨君对中国古钱币真伪鉴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简单地回顾、介绍和展望，指出传统鉴定的出路，必然是以更客观、更全面、更综合的科学鉴定理念作指导；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得失，紧密追踪新出现的高仿伪作，及时吸收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铸造学、材料学、化学等相关学科的新知识、新成果，熟练运用科技考古的方法和手段，完成向现代科学鉴定的转变。

二、古代货币研究

黄锡全介绍了一种珍贵的新品三孔布，并考释了其上的文字，认为应释读为“建邑”。此“建邑”应为战国时期为中山国势力范围的河北交合之建城。这枚三孔布的发现，是研究三孔布的分布及相关历史、地理问题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胡金华研究了河北境内考古发现的中山灵寿城址窖穴出土的耸肩尖足空首布，其形制及大小与河南安阳及山西侯马出土的同类布相近，并结合文献材料分析，认为这批布的时代应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早段，应是晋国的铸币，所出钱币之窖穴极有可能与晋国对灵寿城的征伐或占领有关。陈长峰对莒国货币进行了综合地论列和探讨，主要论述博山刀、莒邦大刀，有关钱范出土，历代钱币学者有关论述剖辨，莒国历史等内容。作者认为光背、文字方折的“明”刀是在莒城铸钱遗址铸造，是莒国刀币中铸造最多的一种，流通于山东及河北等地区，铸行年代早于齐国大型刀币；莒邦大刀币是从“明”字方折的莒国小型刀币演变而来，因适逢莒国势力衰退，铸行不多。袁常奇对湖南长沙楚墓出土的天平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天平是楚国黄金货币在流通中的产物，在战国中期以前黄金货币在长沙就已流通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到了战国中期黄金货币不完全是王室贵族所有，已经进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

曾咏霞、夏晖研究了四川蒲江出土窖藏蜀汉五铢的型制特征，对其进行了分型定式，并将蜀汉五铢与西汉郡国五铢、直百五铢、西晋五铢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钟兴龙对唐代玄宗、代宗、德宗和宪宗时期的铸币情况进行了研究，同时讨论了宣宗时期铸币量的记载。他认为唐代的铸币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天宝后江淮地区铸币量急剧下降，但是江淮地区铸币量占总铸币量的比例却在不断上升，说明江淮地区对于唐代铸币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杨文清从高昌国故地出土的墓葬文书大都为汉文的事实人手，认为“高昌吉利”钱文中，“高昌”为国名，“吉利”为吉语，钱文是汉语汉文，不是汉字拼读的古突厥语。王义康就萨珊银币东输及唐代突厥内附诸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唐开元二十五年颁布的内附蕃胡赋役令中税银钱的对象应包括突厥等内迁民族；向突厥等内附民族征收银钱应该是导致萨珊银币东输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保留了他们在商道上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唐政府集中白银的方式之一。

李小萍认为南宋金银交引铺除了经营金银买卖、打造及鉴定外，还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政府专卖品的垄断经营活动，承担了政府财政机构发行的有价证券“钞引”的买卖与兑换，同时还开展金银与铜钱、金与银的兑换和买卖业务，是中国最早的官方与民间合作的金融机构。刘森对东至关子钞版的真伪和关子纸币票式图案的构成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关子的票面尺寸大小应当与会子相同，票面应为竖式；因此用已发现的8块钞版来拼排关子票面时，恐不宜排成横式的，东至关子钞版是元初江南民间伪造宋关子的印版的可能性较大。张文芳对元钞上的惩治伪造纸钞律条，以及元代钞法中的反假货币内容作了整体论述，并对比宋代和金代钱钞上的惩治伪造律条进一步探讨。

佟昱通过对清代档案等文献进行研究认为，《清朝通志》对顺治通宝背“宁、昌、江”三类纪局钱铸地的记载有误：顺治背“宁一厘”钱应为江宁钱局铸造，背“昌一厘”钱应由湖北武昌钱局铸造，背“江一厘”钱应由江西南昌钱局铸造。贾雁民、张煜对清代上海地名银锭进行了分类介绍，即上海县城的海关道元宝和江海关元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