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日籍解放军设计开国大典巨型宫灯.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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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日籍解放军设计开国大典巨型宫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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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挂着8盏大红宫灯。这些大红宫灯和华丽的长长流苏，让天安门这座有500年历史的古老城楼青春焕发。鲜为人知的是，它们竟出自两位日本画家之手。

开国大典前20天接到任务

1949年金秋，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随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就驱车“侦察”去了。10年前，张致祥曾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但他没料到，还是公园一景的天安门城楼如此破败，几个又小又破的六角宫灯，脏得已经看不出颜色。墙皮翻卷，砖瓦剥蚀，墙头野草迎风摇摆，地上铺着厚厚的鸽粪“地毯”，看来这可不是个小工程。

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剩20天了，张致祥急忙来到洋溢胡同——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驻地。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却没有着急，因为他有“秘密武器”。

穿解放军军装的日本画家

苏凡的“秘密武器”是两位日本画家——小野泽亘和森茂。小野40岁，森茂30出头，他们先后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使他俩技艺纯熟，尤其是小野泽亘，更是一流的美术家。

1938年，小野等人创办了东京漫画研究所。因为日本法西斯镇压左派，他6次被捕。1939年，小野来到中国北平，担任华北交通杂志《兴亚》编辑。后经日本著名漫画家久米宏一介绍，他先后在《北京漫画》、《华北电影》担任编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小野决定留在中国。他来到解放区张家口，成为抗敌剧社的“台柱子”，担任了歌剧《白毛女》的舞美设计。这是歌剧《白毛女》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在大城市演出，小野画了一幅高3米、宽4米的巨幅宣传画，他还画过其他宣传画，并得到《晋察冀日报》的高度赞扬。

森茂14岁来到中国丹东，因为崇拜小野泽亘，他也决定留在中国。1946年6月，森茂调到《晋察冀日报》下属的利民广告公司绘图部，其间他设计了“白毛女”牌香烟的商标。

1949年2月，森茂则跟着裕中烟厂的负责人到了石家庄，他在替小野画电影院广告时，接到小野的信，于是森茂跟着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也来到北平。4月，抗敌剧社改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分设戏剧、歌舞、军乐、舞台美术等队，苏凡担任舞美队队长，两位日本画家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据苏凡回忆，小野和森茂美术造诣很深，他们对每个设计都严肃认真，经常是画出十几幅、几十幅草图，再选择定稿。而且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无论在冀西的偏僻山村，还是在冀中平原，他们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小小的素描本上画满了各种速写。他们无疑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布景设计师的最佳人选。因为小野和森茂长得和中国人差不多，所以很多参与开国大典筹备的人，并不知道身边还有两位身着军装的日本画家。

周恩来说要喜庆，更要严肃

两位日本画家到天安门“侦察”后，担任天安门城楼总设计的小野表情紧张，说这个任务太重了。他们最先想到的方案是“张灯结彩”，所以最先定下来的是在10根红柱中间挂8盏大红宫灯。一周后，一叠16开的白纸上画满了草图。

夜深人静，周恩来看到张致祥送来的20幅草图。他一眼看中8盏宫灯，同时要求删掉“在金水桥栏杆布置彩球”的部分，说突出城楼就够了，大会会场要喜庆，更要严肃。

请来七旬老艺人扎宫灯

鉴于六角宫灯太小，与天安门城楼极不协调，两位日本画家决定大红宫灯一定要尽可能地大。张致祥叫苏凡坐他的汽车，跑遍北平城，也没人见过这么大的宫灯。只剩下10天了，小野说：“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明清两代，北京城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苏凡直奔故宫，在清宫档案中查到一个健在的扎灯艺人，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70多岁的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3圈，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

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8个宫灯圆托由老艺人找木工做，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没离开城楼。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折腾了好一阵，还是挂不起来。小野建议把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这才挂好了宫灯。

日记记录设计者当年激动心情

1949年9月30日，森茂在日记中写道：

“直到深夜，我们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忙着赶制。小野设计城楼正面，长宽近3米的木板贴[来自www.lW5u.CoM]上红色布料，从中间向四面折痕，中间是金箔做的立体星。花费了很长时间，终于装上去了。广场前面的旗杆还没有完工，工人们正在拼命焊接，冒出青白色的火星。”

“苏凡上下好几趟城楼，确认没有遗漏的地方。我们3个人走着回家。已经过了夜里两点了吧，夜里的北京城鸦雀无声，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好不容易要睡着了，苏凡喊我们，说周恩来总理发现城楼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