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发展节点的功能认知与发展策略.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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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发展节点的功能认知与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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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沿线区域一批港口、园区等枢纽性节点建设成就斐然。然而，在这些节点建设中也面临功能单一、与当地发展战略对接有限、拓展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应以新兴发展节点的新思路认识、规划此类快速发展中的枢纽性区域。对相关节点应采取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综合性发展思路，以“港—城融合”、“园区拓展”方式提升沿线新兴节点的发展能级，使之成长为具备“一带一路”要素流动枢纽和当地发展“增长极”双重作用的核心城市。

苏宁／文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进，基于沿线互联互通的需求和机遇，中国已在沿线国家投资建设了一批港口、园区、能源基地等枢纽性节点。其中，诸多枢纽节点具备要素枢纽和发展“增长极”的双重属性和潜在的成长性，能够成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新兴发展节点。促进此类节点的发展，有助于提升沿线潜力型枢纽区域的发展能级，推进“前沿”区域的城市化，进而培育沿线的新兴城市群体。

“一带一路”新枢纽升级为新兴发展节点的需求与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新枢纽节点发展路径亟待升级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沿线部分国家与区域既有城市在承载合作项目能力、安全保障，以及基础设施配合度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渐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新兴区域合作建设的港口、园区等新兴枢纽性节点发展迅猛，已逐渐成为区域发展新增长点。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已在沿线20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40亿元）。中国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合作项目得到快速推进。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枢纽性节点建设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三方面：其一，对新兴枢纽的战略高度认识不足。中国的海外枢纽节点建设，更多侧重通道的连接功能和基础设施建设，未能从区域经济乃至地缘经济角度谋划新节点的区域支撑作用。其二，新兴枢纽的建设模式较为单一，往往聚焦港口、管线、园区等有限功能，缺乏综合性的建设思路，特别是未能以城镇发展的整体视角推进区域成长与能级跃升。其三，新兴枢纽节点区域的发展建设与所在国家、区域发展策略的配合性有限，对当地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发挥不足。上述对新枢纽区域战略作用认识的局限性和传统的建设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枢纽节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发展的服务作用。

二、新兴发展节点概念为沿线节点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

为解决上述问题和需求，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新发展枢纽节点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和更高层次的功能定位。这种认识和定位可基于新兴发展节点（EmergingDevelopmentPivot）的概念进行整体谋划。

所谓新兴发展节点，主要指相对于成熟或完备的发展节点而言，具备潜力、或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战略性枢纽空间。此类节点位于沿线国家、区域关键通道上，具有地理、资源、人文的重要价值，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枢纽性区域。这些节点的崛起和发展，有助于形成沿线区域的城市“增长极”，对既有发展节点网络进行补充强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此类枢纽节点的深入发展，对于沿线流量通道的安全保障和区域经济的多样性也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新兴发展节点对传统战略通道概念的超越

一、新兴发展节点的概念新意

相对于传统的战略枢纽、节点而言，新兴发展节点的内涵具有包容性、发展性、带动性等新特点。此类节点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需求在主要战略通道中的空间投射和扩展，其作用的发挥更多基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包容性与联动性发展。同时，新兴发展节点的培育与塑造，对于扩展“一带一路”倡议对发展中区域的影响，促进发展作用“溢出”（Spill-over）也具有重要意义。而这种对于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建基于对全球性战略通道的全新认识，也是对于传统战略通道概念和作用的全面超越。

从传统概念上看，“通道”是指大量物流集中通过的地带。而主要大国对于战略通道的理解也基于上述认知。如1986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提出全球16个最具价值的“战略要地”（majormaritime“chokepoints”）[1]概念，至今仍影响着美国的地缘和安全战略。此类通道的选择依据，在于海运交通流量，以及地缘战略价值，特别是军事安全价值，主要基于“海权论”和地缘政治为基础的“控制”功能。其空间特征表现为对航线或大洋通行有“拒止”能力的“点”状区域。

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共赢”性质使然，中国对沿线区域战略通道的认识，有别于西方“点状控制”理念，更强调对“线”（Line）状与“带”（Belt）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