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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VAR模型分析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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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玲
[摘要]“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国内外研究表明,经济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从实证的角度,选取浙江省2005~2017年的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规模和使用度对农民的收入是存在正向影响的,虽然短期内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在长期是可持续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化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普惠金融;农民收入;VAR模型
[]F832.7;F323.8;F224[]A
1引言
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真正将普惠金融从理论层面落实到实践层面,并明确指出要将农民和农村列为普惠金融重要的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普惠金融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和改变收入格局来影响农民收入水平,但是其影响作用是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还是抑制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当前学术界对于直接研究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文献比较少,多数集中在普惠金融指数的构建、影响因素的分析等。与之相关的是部分学者对一国整体(或农村)金融发展与全体国民(或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①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有限。孙玉奎等(2014)研究发现虽然农村金融信贷支持对农民收入有正向影响,但农村金融效率变量对农民收入影响不显著;②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吴信英(2017)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金融服务对农民收入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综合来看,以往的研究存在两方面不足:①普惠金融作为未来金融的重要发展方向,目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成果较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多从全国范围的宏观角度出发,探讨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但是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各个省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仅以全国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对各地政府制定普惠金融政策从而解决“三农”问题不够因地制宜。鉴于此,本课题将着眼于浙江省的省级层面数据,从中观角度考察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2浙江省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2.1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浙江省经济发展一直位于全国前列,《2019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7.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升至全国第4位,增长11.1%,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4%和9.4%。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金融政策的支持,针对“三农”问题,浙江省响应国家扶助“三农”的号召,出台了一系列普惠金融惠农政策并把政策落到实处。截至2016年底,浙江省涉农贷款余额由2009的14125.17亿元增长到2016年30079亿元,除2016年比2015年涉农贷款余额略有下降,其余呈逐年增长趋势,如图1所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产量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影响较大,农业保险能够增强农户对自然灾害、疾病等风险抵御能力,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起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稳定作用。浙江省农业保险覆盖范围广,保险种类繁多,截至2017年,浙江省财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收入从2005年的278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75524万元。
2.2浙江省农民收入现状
2018年,浙江省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通过观察2000~2018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折线图,可见农民收入逐年持续增长,如图2所示。2015年底,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绝对贫困现象;截至2018年,浙江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302元,是2000年4252元的6.4倍,为全国平均水平14617元的1.9倍,居全国第2位,连续34年居省区第1位。连续33年居全国各省区之首,这与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强劲势头密不可分。
3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3.1普惠金融指标的选取和数据来源
研究现有文献,目前针对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还没有权威的衡量指標。国内外学者多使用变异系数法对指标进行赋权计算普惠金融指数(IFI)。考虑到变异系数法仅能根据各分指标本身的离散程度为其赋权,对于指标的具体经济意义重视不够,因而用该种方法探究其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可能会得到与现实情况不符的实证结果。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基础上,依据数据的可得性、可操作性等客观条件,将从浙江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规模和使用度两个维度入手,利用VAR模型探究浙江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其中发展规模GM=金融机构网点数/人口数量,人口数量是指浙江省的农村人口数量,金融机构网点数是指浙江省小型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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