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中的黎族服饰馆藏研究与展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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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中的黎族服饰馆藏研究与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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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倚云

【摘要】当前，黎族服饰研究是少数民族工艺美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一个热点，学界已有丰硕成果。本文主要从博物馆收藏的黎族服饰文物与工艺品出发，围绕如何进行馆藏研究及展示，从重构黎族服饰的使用者主体观念与思维方式、使用语境以及结构化进程等角度，尝试探讨一些具有可能性和拓展空间的新思路和取向。

【关键词】黎族服饰；馆藏研究；展示

J523.5A

一、黎族服饰馆藏研究与视角转换

馆藏信息书写受书写者的观察视角与方法影响，并可能重塑馆藏的状态与呈现，因此，建立与整理信息的过程就是研究与反思的过程。目前，解释包括服饰在内的黎族织锦的图纹既是书写馆藏信息的要求，也是黎族服饰研究的重点与难题。本文首先以此为切入点，检视过往研究的问题取向的偏见，以便审慎使用其图文史料；继而尝试采用新方法拓宽资料来源，从新视角发掘新信息，以图建立黎族馆藏研究与展览的新视角与特色。具体而言，本文在有限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图录基础上，采取通过还原语境来重建器物与人之关联的思路，提出一些关于黎族服饰意蕴的粗略假设。几种思路包括：第一，以还原黎族观念与认知体系来理解服饰符号的象征；第二，以还原器物使用情景来理解服饰的物质、习俗与工艺的整体意义；第三，在前二者基础上，以进一步挖掘黎族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来解释服饰含义的前因后果。这三方面思路采用物质文化研究的一些方法，通过分析器物的物质特性与象征化潜力，追踪其制作、使用、弃置、再利用等过程，并将器物视为历史的事件进行研究，从而探讨器物如何塑造人的体验、生活乃至人自身，以及如何构建和维系社会结构、创造历史。

早在民国至建国初的各种黎族调查中，已有民族学意义上的黎族服饰描述。这些调查多出于了解或管理黎族的需要探求其社会的共时全貌，因此政治架构、经济制度与社会关系才是调查重点，器物未被重视，服饰的类型、功能与意义亦未被深入挖掘，相关信息只是被分割归类到“服饰”“习俗”“手工艺”等描述社会的子项下。

黎族服饰的专题研究迟至二十世纪初的十年才大量涌现，与“非遗热”兴起并轨，主涉四方面：五大方言的服饰类型、服饰习俗、工艺和作为“非遗”的服饰传承。服饰研究重点为图纹，但其含义众说纷纭。分析多受材料所限，仅依据采访片断、其他民族器物类比附会和研究者自身的臆测，提出图纹有“反映黎族生活”的审美功能、是“自然/祖先/图腾/生殖崇拜”的符号等概化的观点，缺乏说服力。习俗与工艺研究仅描述表象，未结合对服饰本身的分析。传承研究则多是感性呼吁和建议，未厘清“物质与非物质”“传统与现代”两对关键关系，更未探讨应该传承怎样的工艺、谁有定义该遗产及其传承的话语权等根本问题。

以往研究无法有效解释服饰、联系习俗工艺并沟通当代传承的原因，还在于其问题取向本身所隐含的偏见。例如，用猎奇视角观察异域他者导致对带有复杂图纹的服饰的过分关注。誉黎族织物为“锦”，本就是外部（汉）加于黎的审美判断。博物馆追求最“精美”的织锦“艺术品”；研究者分析最具“代表性”图纹的“美感”；织锦工艺传承更被浪漫化为原始的、未经现代化污染的活化石，以满足现代人对逝去“传统”的怀恋。“猎奇”过程筛去缺乏精美图纹之物及构成器物意义的其他元素，观察“他者”的外在视角则无视了黎族内部关于美丑、优劣、贵贱、简繁等界定的逻辑，及何为遗产的判断。这种视角或源于塑造少数民族特色的政治文化需求，因此又隐含着将以服饰为主的织锦提炼为黎族文化“精华”的叙事倾向。直接以器物代表族群的研究与展览出发点将复杂的现实约化为死物，器物建构社会、文化与人的历史过程却隐而不见。此外，或受结构-功能分析倾向影响，一些研究所预设的“黎族服饰”中的“黎族”，实际上是一个封闭、静止、均一的社会。汉化、黎化、黎族族群内部的冲突、迁移、交流等身份认同变迁以及海南岛社会尤其在20世纪以来的急剧变化均被忽略。其所预设的“服饰”则仍是被机械割裂的描述社会的分类项，与其语境脱离，也与使用者分离。物背后的人失声，不仅由于这些研究不关注人，更因物与人被置于截然两分的二元对立之中。

这些取向与馆藏研究要求不符。馆藏研究固然以物为对象，但目的是了解人与文化。且若不理解物于人的意义，就无法真正理解物。因此，须扭转对“精美”之物的猎奇兴趣及这种二元对立，重建馆藏器物与人的联系。再者，馆藏研究不仅要发掘服饰在原来语境中的历史信息，更须考虑博物馆语境与“非遗”语境下服饰的保存和展示。二者应以贯通的目光而非静止的外部视角看待。一是器物自身的历史并非随着进入博物馆而中断；相反它们在不断的研究与展览中持续联结起博物馆、公众与黎族之间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二是“非遗”研究必须考虑人们如何根据当下需求选择和塑造传统，因此成为遗产的“过去”与现在的遗产管理本就是不可分割的研究内容。三是无论研究服饰的过去还是当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