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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人罢市的心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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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焰淋

【摘要】五四运动期间，上海商人参与罢市有着复杂的心态因素，这种复杂的心态往往与民族主義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体来说，商人参与罢市并非完全基于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识的自愿心理，大多是受到了学生的动员才采取行动。面对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选择，商人往往充满矛盾心理，但在民族主义压力之下只能舍弃经济利益。在罢市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商人存在利益的分野，因此在运动中的心态也不一致，进而导致了运动中大商人和中小商人有不同的行为表现。

【关键词】五四运动；上海；商人；心态

在五四运动中，上海商人是十分重要的一支力量。此前的研究，一般对工人罢工给予了很高评价，对学生先锋作用也有较高肯定，而单独的关于商人罢市的研究相对薄弱。对于上海商人参与五四运动，学界的评价随着时代变化发生了一些转变。20世纪80年代以前，商人因“资产阶级”的定性往往受到负面的评价，认为上海商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他们是五四运动的右翼”。80年代开始逐渐转向肯定其积极作用，认为上海商人罢市“表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文章中，也多研究商人在运动过程中的表现，关于参与运动的原因研究较少。

事实上，上海商人参与罢市有复杂的心态。彭卫在对心态史学的研究中将“心态”定义为“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以及“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个人和群体的心态往往是决定其行为的重要因素。商人的本职是维护个人经济利益，必然考虑罢市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但除职业身份以外，商人也是国民的一分子。因此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商人面临着在商业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矛盾心理。而促使他们心态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族主义。在建立民国以后，民族主义主要指的是因为外侮而产生的“救国观念和卫国运动”。北京学生被捕之后，上海商人并未有主动发起罢市的行动，而是上海学生奔走呼号动员商界。面对学生的动员，各类商人有着不同的心态和反应。

一、中小商人对学生的同情心理与身处压力之下的无奈心态

上海学生在罢课之后直接与广大的中小商户接触，积极动员其罢市以支援学生。

《申报》6月5日载，“昨日下午七点余时，本埠各学校学生手持传单，沿途分发……爰特分投告知城内南市各商号，请为协助，如荷应允从，请即签名，准定自今日一律闭门罢市。”《时事新报》也做出报道，爱国学生“于前日即本月4号星夜分队向城内外并租界登出大小商号内，跪地泣求商界一律罢市，营救学生。一面又到处分发传单及当众演说。”可见学生采取了发动签名等诸多方式对商人进行动员。面对动员，有的商人出于爱国热情和同情积极响应，“各商号闻之类皆赞成，乐为签名，允许停止营业”。有商家起初不愿采取行动，但在学生感召之下转变了态度。学生当众进行号召罢市演说，“演说诸君，唇焦舌敝，农工商界听者均为动容，甚至有愤极下泪者”。还有的商家态度起初比较强硬，但学生采取“跪求”这样的方式无疑给他们造成了道德压力，最终无奈地让步。“小东门内之某银楼，因不允从，各学生沿街跪求，始由店主应允，而出为扶起云。”此种情形下商家对罢市请求的回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处于学生“跪求”“泣求”的压力之下，若是不予回应，即面临学生和旁人的道德指责，于是罢市是一种身处压力之下的无奈之举。这也在商人的文件来往中有直接的反映。上海交通银行公函载，“不图本日因北京学生被捕消息传沪，晨间学生结团出发，现在南市要求商号罢市，或用劝告，或用跪泣，加之途人附和，人势汹汹，各商店非闭门不可”。

还有一部分小商人未参与罢市，“有于侧门及后门交易者，此系一种抗议之表示，惟其势力殊亦薄弱云”。但若被学生发现，他们的财物和经营活动就可能受到干涉。在此前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将商户受到的压力完全归结于来自学生，事实上他们还可能受到同界人士的干涉。罢市第三日，“各菜市只有乡人售卖素菜鲜货，殊不多见，至八点时有一年约六十余岁，形似小贩，操宁波口音之老者，向各菜摊劝告明日切不可设摊售卖等语”。到了第四日，“法租界内有少数小贩仍设鲜货摊于市售卖，旋有形似小贩之人至菜市场逼令停售，有不允者，即用火油浇入鲜货之内，以致各菜摊均各收市。”此前学者一般直接根据第二条材料，认为不参与罢市的小商人受到了学生的干涉。笔者认为此处的结论还值得商议，根据前一日的报道，有“形似小贩”的“年约六十余岁”的老者对还在设摊的小贩进行劝告。这位老者的身份还存疑，浇火油逼令停售的人也是形似小贩，笔者以为不能排除这位老者自己也是一位小贩的可能性。即进行劝告和逼令停售的来自同一群人，他们可能是已经参加罢市的商人，不能接受其他人继续营业。民族利益是国民共同的，而代价只有参与罢市的商人付出。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搭便车”的行为，所以很可能采取干涉财货等方式来阻止其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