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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狄青为例简析北宋崇文抑武对武将精神面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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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佳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500)
[摘要]宋朝是“崇文抑武”之风盛行的时代,武将在当时封建政权中长期受到压制。宋统治集团的矫枉过正,武将群体长期遭受打压,致使其从精神到素质都趋于退化,边防武备建设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宋仁宗时名将狄青的遭遇即是典型的一例,北宋“崇文抑武”的影响得到清晰地折射。
[关键词]狄青;崇文抑武;武将;精神面貌
宋朝统治集团的治国思想和方略长期贯穿着“崇文抑武”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宋朝内政和边防都受其影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象。狄青的遭遇在宋代堪称典型,可以揭示北宋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对武将精神面貌的影响。
狄青字汉臣,出生于民风强悍的河东汾阳,青年时即投身军伍,在宋夏战争中崭露头角。狄青骁勇善战,每遇战常为先锋,“常被发,面铜具,驰突贼围,敌人畏慑,无敢当者”(1)。“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城杀敌,筑宝守寨,屡立战功(2)。狄青受到当时陕西经略副使韩琦、范仲淹的器重,范仲淹还特意送给狄青一部《左氏春秋》,并告诉他:“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3)“由是益知名”。狄青不仅善于用兵,“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而且重军纪、明赏罚,“虽敌猝犯之,无一士敢后先者”(4)。狄青历泾原路副都总管、经略招讨副使,加官捧日武四厢都指等。庆历二年,宋仁宗闻知狄青之名,命“图形以进”。由此“天下始耸然畏慕之”(5)。皇佑四年,狄青因功勋颇著,遂由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升任枢密副使,跻身执政大臣之列。入枢府不久,狄青又一举平定广源蛮首领侬智高之乱,为宋廷立下奇功,终于入主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然而在北宋“重文轻武”的政治气候之下,狄青步入中枢机构后,遭受到更为强烈的排挤和打击。狄青虽始终恪尽职守,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士大夫的尊重和信任,竟被贬呼为“赤枢”(6)。由是观之,在士大夫眼中,狄青不过是一介武夫,虽已官至显赫的枢密使,但其地位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狄青谨慎寡言、谦恭忍让,最终在流言蜚语攻击下被外调陈州。即使如此,统治者对狄青仍不放心,“每月两遣中使抚问”,每闻使来,狄青即“惊疑终日”(7)。不过半年狄青便忧郁而死,年仅五十岁。一代名将在猜忌、迫害中成了“崇文抑武”国策的祭品。
纵观狄青一生,战场上所向披靡,政界却备受文官集团的猜忌和打压,既缺乏应有的地位,也难以施展抱负。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根源便在于日益加剧的“崇文抑武”政策的作祟。作为影响深远的“祖宗家法”,宋朝“崇文抑武”的制定和实施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源和背景。
众所周知,唐代后期开始的藩镇割据到五代时期愈演愈烈,武夫跋扈、悍将称雄成为司空见惯的寻常景致。通过兵变上台的赵宋王朝对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尤为忌惮。北宋建国初发生的李筠、李重进等地方节度使的举兵起事很快就被宋太祖镇压。宋太祖迫不及待地通过“杯酒释兵权”、“后苑之宴”等一系列手段削夺兵权,以重新确立天子的权威。悍将跋扈的局面开始出现改观。但宋初社会,武风依然浓烈,武将常有越轨行为。如京城巡检王彦升曾夜闯宰相家,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武将在文臣面前的肆无忌惮最高统治视为朝廷法度和天子权威的漠视。为了防微杜渐,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抵制武将权力与地位的同时,刻意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处心积虑地在朝野营造“崇文”的氛围。赵匡胤起用一些资历较低的将领掌管禁军,并以“三衙”分割统军的权威。赵匡胤登基不久即扩修儒家先圣祠庙,亲自为孔子作赞文,并率群臣拜谒孔庙,同时重视科举,开创了“特奏名”先例,又固定了“殿试”制度。太祖一朝文臣开始得势,连三衙长官见文臣也被要求恭敬执礼。明智的将领们已在暗自适时地调整心态,尤以曹彬的表现最为突出。大将曹彬虽居枢密使高位,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车马“必引车避之”。这一极端化举动的出现,正是当时武将精神面貌巨变的一个缩影。[来自www.LW5u.coM]当尊严和荣誉与利益和前途发生冲突时,生存于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便是压抑前者而维护后者。
到了宋太宗时代,“崇文抑武”的趋势更为显著。号称天下英翰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得以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太宗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决心。还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太宗转而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眼光全力内向,武略被束之高阁。于是武将的精神面貌由宋太祖时代的谨慎谦恭进一步变得萎靡失色。到宋真宗以后,“抑武”政策作为祖宗之法得到无可置疑的贯彻,并变本加厉。甚至战场上的指挥大权也交给了文官,将领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所谓“[来自wwW.lw5U.com]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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