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我们该研究什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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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

我们该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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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昭奎／文

中日关系研究是日本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对于作为“智库”的研究机构更是如此。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大棋盘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棋眼”。研究中日关系，不仅可望对中日关系未来发展、而且对中国整体外交战略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主要围绕中日关系提出几大重点研究领域，并就相关研究工作提出建议。

研究“习近平的对日外交思想”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在《当代世界》杂志第10期撰文指出，“对待日本这样的国家，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笔者认为，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也同样适用于当今。为此，我们需要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八年来关于中日关系的27次重要论述，他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以及他一再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并结合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对日外交思想。也许我们需要花一段时间先认真研读和研究习近平主席对日外交思想的核心、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等，并力争在2016年发表一项“中间成果”。

研究“如何对待日本”

二十多年前钱学森曾对我说：“所谓‘日本研究’就是研究如何对付日本。”笔者觉得“对付”一词口气“硬”了一些，宜改为“对待”。其实，日本研究既要研究我们如何对待日本，也要研究日本如何对待中国。钱学森强调，“日本研究”就是研究如何对付日本，是要突出“研究如何对待日本”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实际的情况是，更多研究“日本如何对待中国”，而对研究“我们如何对待日本”似乎比较薄弱，缺乏深度。因此，研究中日关系需要强调研究两个“对待”的重要性。这两个“对待”，是彼此互动、相互影响的，必须将这两个“对待”的互动机制搞清楚。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在安全问题上，美中两国实际上都有所行动，但当彼此缺乏信任时，一方有所行动，另一方就会说，‘看，他又在行动了’，而完全忽视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这个问题在中日之间也同样存在，就是只注意对方的行动，而忽视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

所以，研究中日关系，重要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中日之间的“互动”。对此，国内研究者已经推出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比如对导致“中日两国民众相互好感度降至复交以来最低点”的双方因素的分析（而不是只指责日方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期待更多有深度、有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比如，当我们要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时候，需要考虑他国也有自身的国家利益，它有可能与我们的国家利益相冲突，这里就需要“互动”，仔细考虑在与他国存在分歧的外交中，有没有可能实现“互利双赢”？当对方坚持“我赢你输”的玩法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另外，日本方面所称的“国家利益”到底是“谁的国家利益”或“谁定义的国家利益”等等。

此外，中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状态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影响？是否存在如果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两国文化交流活跃，就比较有利于历史问题的缓解；中日关系越紧张、两国文化交流中断，历史问题就越难解？例如，在2007年4月第一届安倍内阁期间，时任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众所周知，……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给中国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温家宝总理的演说居然在日本国会赢得了热烈掌声，以致主持演讲会的安倍首相说：“我在这里的讲话只能赢得大约一半人的鼓掌，而温总理的讲话却赢得了全场鼓掌！”种种事例表明，中日之间要真正解决历史问题，只有依靠努力改善两国关系，依靠持久深入的民间文化交流和感情交流。可以设想，一个民族即便过去对另一个民族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而如果现在两个民族处于“大多数人都相互厌恶甚至对立”的状态，那么，做了伤天害理事情的民族就可能非常不愿意向厌恶自己甚至与自己对立的民族表示“反省”和“道歉”，认为决不能向一个与自己对立的民族“示弱”、“低头”。由此可见，只有通过努力扩大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广泛交流，消除部分民众的相互厌恶和对立情绪，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好感，才能有助于双方在历史问题上逐步取得较大共识。然而，为什么现在中日在历史问题上陷入了“两国关系越差，历史问题越难解决；历史矛盾越尖锐，导致两国关系越差”的恶性循环当中？我们在历史问题上的对日政策是否需要改进？

总的来说，中日之间出现问题，责任在日本方面，但作为研究者，就不能“完全忽视自己其实也在行动的事实”，我们需要在全面分析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搞清楚中日之间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的“互动机制”，这样的研究更可能对我国对日政策提出有参考价值的见解。

在如何对待日本问题上，我们应该继承毛泽东、周恩来在对日外交方面“化敌为友”的宝贵经验，防止出现“化友为敌”的局面。最近，王毅外长说：“中日关系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在于日本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