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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西南民族团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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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在我，各族人民就能众志成城，民族团结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团结。”[]《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党中央为了宣传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传达对兄弟民族人民群众的关怀，进一步疏通民族关系，于1950年派出四个民族访问团，奔赴兄弟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重庆会见了西南访问团，听取了各学者对民族问题的认识，并提出民族工作的建议。费孝通先生作为访问团贵州分团团长率团到贵州访贫问苦，在半年时间里，费孝通及其工作组先后访问了贵州5个专区，开办了4次民族干部训练班，并协助贵州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少数民族代表座谈会和全省民族工作会议。[]《兄弟民族在贵州》这一调查报告就是在访问贵州之后完成的，当下再次探讨建国初期费孝通的民族工作，研究其民族思想及贵州民族工作的经验，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族团结：建国初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

1950年7月，民族访问团（西南）到达重庆后，邓小平会见了访问团并与费孝通就民族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随后，在正式欢迎访问团的大会上，邓小平发表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对西南少数民族工作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当然，这篇报告也浸透着费孝通的心血。在《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指出了民族团结的重大现实意义。

建国初期，民族问题主要源于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表现为两种主义：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宣扬汉族优越论，否认兄弟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贡献;地方民族主义则过分强调本民族利益的一时得失，阻碍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针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当然这种隔阂不会立马取消，需要经历一个长的时段，才能消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兄弟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

就具体的工作方法而言，“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复杂，不能贸然地由外部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进行阶级斗争。以贵州苗族土改为例，邓小平指出，在民族地区，正确的阶级立场是“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不进行减租、土改，但由于苗族人所种土地的地主大多为汉人地主，苗族人土改的愿望很迫切，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实行减租、土改，而针对少数苗族地主，应由其本民族慢慢采取协商的办法解决。

具体到工作态度，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复杂，而当时对各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知之甚少，所以在工作中，“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正如上述土改问题一样，不能盲动、轻率地进行改革，从而犯了“急性病”，应当“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特别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要主动沟通，避免因风俗习惯不同而引起的不必要的误会，不要得罪了兄弟民族而不自知，对于一时难以习惯的风俗，也应当说明并请求原谅。

对比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大肆鼓吹宗族论，认为只有少数几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单位，将中国历史上的成就归功于汉民族等说法，邓小平指出悠久灿烂的历史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民族访问活动，对于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感情交流，对于民族团结和国家认同感的提升，无疑将会起极大的促进作用。

以心换心：书写《兄弟民族在贵州》的篇章

贵州在历史上因交通闭塞而被称为“夜郎自大”，但其地理位置位于四川、云南、湖广三省的边缘地带，对于各种不同的文化交流有着强大的包容性。明朝朱元璋建省贵州以牽制云南，在大兴屯田的同时，逐步实行改土归流。明清大规模汉族移民进入贵州后，对原有的民族地区结构造成冲击，很多移民过去的屯兵占有属于兄弟民族的原有熟田，将其赶入未开发的地区重新扎根生活，导致民族关系紧张。费孝通在《兄弟民族在贵州》[]中，就记述了咸丰年间、嘉庆年间对苗族、彝族的迫害。新中国成立后，平等团结的新型民族关系写入《共同纲领》，但由于兄弟民族地区革命经验少，加之民族隔阂的存在，使得各兄弟民族难以在短期内认识到民族关系的本质变化，但若兄弟民族感情上不能深刻反映出民族关系的变化，仍然存在民族隔阂，那么共同纲领中所规定的民族工作在推行时也必然会遇到阻碍。邓小平对访问团寄予厚望，“我希望你们对少数民族同胞一定要以心换心，将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朋友，彻底把心交给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到他们之中去，才能做好工作。”[]

（一）血泪当初——各兄弟民族隔阂的由来

“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这句话，表明了部分兄弟民族在大汉族主义的迫害之下，很难信任汉人。历代封建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