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烦省篇》小窥《史通》的语言风格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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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烦省篇》小窥《史通》的语言风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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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是独特的言语形式。德国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威廉威克纳格指出“在全部艺术领域内绘画、雕刻、音乐等,我们说到风格总是意味着通过特有标志在外部表现中显示自身的内在特征。”我们所说的是史著文辞的风格,不就个人作品而言,而是指文体风格。指的是史学内在独有的特质,体现在史著文辞这种外在形式上的独特言语形式。

在中国古代,风格最早用来品评人物的形貌、德行.评品人物,论人的气质、情性、才能,滥筋于东汉,魏晋时极盛行。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论人物才性的书，这种时代特征,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史之学。对于史学而言,他造就了魏晋时期新的史学样式杂传的出现,为杂传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其中的“风格”指的就是文章的风范格局。而这种论文的标准,同样又影响着史著文辞的评判,刘知几就是一个例子。我们通过罗列《史通》中有关史著文辞风格论的论断,可以总结出刘知几所推崇的史著文辞风格之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与史论均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史学批评渐趋成熟,史著文辞繁简论兴盛,愈来愈受到史家们的关注。至唐初,史著文辞也成了《史通》所建构之史学批评理论重要的一部分。对大量著述的评价与批评,让我们得以窥见刘知几寓于其间对于史著文辞风格的把握：简要、简质、简约、练达,是刘知几对史著文辞的追求,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史著文辞繁富、烦富、词烦、芜累、浮词、虚词风格的不满。

刘知几正面评价史著文辞,以简要、简约、简质为标准,又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撰史要尚简、练达,若繁词盈纸,就没有达到史著文辞简要的要求。刘知几所云“史之所书,以正为主”,“去邪从正”,“雅正”、“雅言”、“温润”、“素美”、“微婉”都是用雅正来称述史著文辞的风格,与之相对应的是“浅俗”、“滓秽”、“鄙陋”。

文、质,是刘知几论述史著文辞用得较多的风格范畴。他的观点就是,认为史著文辞应该“文而不丽,质而非野”、“文约而事丰”、“辩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这是比较宏通的认识,是刘知几史著文辞观的基本内容。史著记事,还是要以文为载体。史著文辞,也是属于文的一种。在魏晋南北朝时,有文笔之分,史著文辞是谓史笔,但总的来说还是属于文。在《史通》中也的确有着对史著文辞风格的大量论述。诸如文中所说的简约、繁富、简质,雅正,都在讲史文的风格。

总的说来,对史著文辞风格的把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在反映了史著文辞整体审美特征同时,还要体现史学的特质。一方面需要足够的审美艺术经验与审美修养,另一方面也要有很高的史学素养。刘知几堪当此任的重要一点是他对史学的认识,因为论述文之风格的人很多,而对古代史学理论进行总结的,刘知几是第一人,进而把史著文辞理论纳入其理论体系,更是难能可贵。《史通》一书,可以说是隋以前的中国史学史。对近古史学及史家著述,揣摩殆遍,刘知几当然能对史著文辞风格形成自己独特的认识。

刘知几史著文辞叙事论主要包括史著文辞的文质洽辨,反对华辞丽藻,讲求质朴之美追求言约事丰,主张尚简与用晦论。

刘知几围绕史著叙事,对史著文辞作了较全面的论述。刘知几对史著文辞的总体要求是文质辨洽,言约事丰。他在《史通》中有几处总的论述:“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辩而不华,质而不理”,在这里,刘知浅所说的“文”、“质”概念,主要是针对史著文辞的语言而说的。要有文采,但不能过于浮华要朴实,但不能流于庸俗,我们称之为“文质辨洽”。对于史著叙事而言,要“文约事丰”,“其文直,其事该”,“简而且详,疏而不漏”,用最简洁的语言,记载丰满、

完整、准确的历史事实,我们称之为“言约事丰”。从刘知几在《烦省篇》所言“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励精雕饰,传诸讽诵者哉”,以及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刘知几是主张史著文辞讲“文”的。

刘知几追求文质洽辨,极力反对华辞丽藻,提倡先秦两汉时代质朴的史著文辞风格。我们说刘知几主张史著讲“文采”,不是魏晋南北朝骄文的文采—讲求辞藻、对偶、音韵、用典等语言之美,而是指《左传》、《史记》、《汉书》那样的文采。以《左传》为例,刘知几非常推崇《左传》,认为“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史通摸拟篇,对于《左传》的叙事是“古今卓绝”,

对于史著的文辞,刘知几推重上古时期著述的质朴之美。在刘知几看来,这是史书之文字表述对于社会语言文字“体质素美”、“本质”之美的反映。

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史分途,骄文发展,文辞日趋华丽,影响到许多学术著作。当时史书的文辞也注重藻饰,语言风格和先秦两汉的史著已有很大不同。《五经》己降,《三史》以往,以文叙事,可得言”,这是对先秦两汉史著文辞风格的认同。史著文辞受到了魏晋南北朝华两文风的影响,“文非文,史非史”。因此,要求史著文辞要恢复到先秦两汉的语言风格,而摆脱近古、近世的华靡文风的影响。刘知几的这一思想,在《史通》很多地方都有体现。

丁婕（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