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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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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萌侯娟娟
摘要:收入分配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建设的基础,关系到社会贫富问题,社会背景不断变化带来社会矛盾的历史性演变,从而导致既有的分配制度和模式与实际环境脱节,需要根据社会变化对收入分配中的一些问题和要素进行研究,以提高收入分配的科学性,确保国家战略和人民生活进一步提升。文章就习近平新时代背景进行阐述,分析收入分配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收入分配;社会矛盾;问题;措施
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以新的时代背景为基点,分析如何依靠收入分配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感,提高生活质量,弥补收入分配的不平衡。
一、背景
十九大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点二个百分点,八千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在十八大后的五年中,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突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信息:“至2016年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8973万人,减少1373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7.35%”,可知目前我国城乡经济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减,城镇化进程仍在持续中。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异性逐渐消弭(图1),生活质量获得提升,生活需求发生改变,然而参考基尼系数2013-2015年依次为:0.474、0.473、0.469、0.462、0.465,虽然不能完全判定我国居民财富悬殊过大,但仍需要重视。整体而言,目前我国社会面临现状是:经济发展平稳、社会基本建设不断健全、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
从社会矛盾来看,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社会保障体系愈加完善,使得居民摆脱了基本生活问题,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和精力关注其他问题,消费模式由生活物质消费向精神消费转移,因而消费项目增加,消费额度也在随之提升,加上快节奏的社会生活,无形中提高了社会财富的流转速度,所以对于较低收入和低收入的居民而言,固定存续能力下降,且有追求更多精神、文化等消费的欲望,却难以一一实现。而国家制度建设推动下,阶级矛盾也随之沉寂,原本的阶级矛盾和物质需求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两者都不再重要,因此目前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間的矛盾”。
二、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
(一)分配存在较大差距
城乡居民收入逐渐上浮,但是二者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如果单从数值上来看,这种差距直接导致的问题就是乡村居民依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很难跟上城市居民的节奏,生活档次和生活质量水平出现分层现象(图2)。
此外,不同地区、行业从业人员收支也存在较大差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IT行业平均工资为122478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仅为42833元,其中相差了近8万元,东部地区平均工资为62875,中部地区为47538。有观点认为,城市与乡村居民收入之间悬殊的倍值下降了,是一种良性的现象,这其实是片面的乐观,需要注意的是差距数值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种趋势才是真正决定分配支出水平的关键。
(二)建设有不足
税收政策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不足,我国在直接税的征收上却存在着突出问题:一方面,税基过小,需要调节的高收入人群未受到明显影响,当前采用的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计机制覆盖的仅仅是工薪阶层,一些高收入者则通过合理避税,财富转移等方式逃脱个税的缴纳。另一方面,现有税基对工薪阶层而言税负上升,尽管我国的绝对税率在世界上处于中游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对税率仍然较高。诚然,在税收制度建设中不能报以绝对“平均”的思想,奢求通过税收制度让社会财富趋于均衡,但是对于非工薪阶层或拥有大量财富者,是否应当增加一些纳税义务,这个问题应当再进行研究,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未必就会帮助后来人,通过国家力量使其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还是值得思考的。另外,我国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有限,一方面,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仍然偏低,同时地区间转移支付的差异较大,难以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均衡性转移支付缺乏科学的管理体制和有效的制度创新。因此,对消除地区间财政差异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有限。
(三)方式不合理
一方面是劳动者所得比例存在问题,即劳动产值与报酬之间的差距过大,社会生产中按劳分配与资本化之间的斗争仍旧客观存在,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都是一般劳动者,也是拥有“美好生活”诉求的主要主体,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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