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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的原因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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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琴武

摘要：司法过程中刑讯逼供的发生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我国司法人员人权意识淡薄，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完善，沉默权规定空白，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司法人员急于破案等因素；完善讯问程序，加强法治教育，培养法律意识，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实施讯问时律师的在场制度等措施是遏制刑讯逼供的最佳选择。

关键词：刑讯逼供逼供原因遏制对策

一、发生刑讯逼供的原因分析

（一）司法人员人权意识淡薄

中国的刑法在起源上与现代法有很大的不同，因受古代一些司法理念的影响，司法人员往往存在一些错误的观念，认为既然已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不再具有法律上的任何权利，不如实供述案件只是在负隅顽抗，完全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说出实情。在他们的潜意识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忽略了法律赋予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在这样的意识支配下刑讯逼供的发生就不难想象了。在司法实践中，就算司法人员意识到其行为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但他们往往会认为，只要能够破获案件，这是完全可以忽略的。

（二）我国没有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尽管我国已经确立疑罪从无的规则，但这并等同于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指任何人在未经法院作出生效裁判确定有罪以前，在法律地位上應假定其为无罪状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是法院专属定罪权规则，体现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但并不意味着我国创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还包括嫌疑人、被告人无需自证清白等内容。因而很多办案人员依然持有嫌疑人、被告人应当自证清白的观念，在其不能自证清白的情况下就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这就为刑讯逼供的产生留下了隐患，往往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自证清白时采用暴力行为要求其自认其罪。

（三）现行立法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完善，沉默权规定空白

尽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是依然存在一些的问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刑讯逼供得来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但是对于刑讯逼供得来的书证、物证没有明确说明应当直接予以排除。这个规定的模糊性使得办案机关依然对书证、物证的搜集中的刑讯逼供行为心存侥幸，即使是通过暴力手段得来的证据依然具有适用的可能性。而对于沉默权而言，其起源于英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有权拒绝陈述，不被强迫自证其罪，而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作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沉默权制度之下，任何人均不能被强迫说出自己有罪的言论。美国立法中也对沉默权的具体内容有较为明确的规定。然而我国立法没有沉默权的规定，反而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尽管法律规定只有口供是不可以定罪的，且刑讯逼供获取的证据一般应当予以排除，然而很多案件中口供都对案件的走向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尽可能的搜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口供成了大部分案件破获的关键证据，不可避免的就出现了采取刑讯逼供获取口供，在此过程中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如实供述的义务，如若不然，就会被采取一定的“措施”。

（四）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大多发生在侦察部门，侦察人员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接触最多的。再加上在侦查阶段案件情况一般是必威体育官网网址的，讯问的时候没有律师及其它人在场，侦查人员有较多的选择权，暗箱操作的状况时有发生，导致了监督机关形同虚设。冤假错案的出现大都与刑讯逼供、司法的互相监督缺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当前的监督机制监督力度尚且需要大打折扣，处罚相关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更是难以实现。况且刑讯逼供行为的立案、侦查都是在事后，此时对于证据的搜集更加不利，被害人本来就处于弱势位置，没有足够的举证能力。另外，公安机关对于强制措施有很大的决定权，除了逮捕措施的决定权在检察院、法院外，其他的强制措施公安机关都可以决定。原本公安人员就是刑讯逼供的主要人员，此时再加上在强制措施上有很大的决定权，对于其讯问过程的监督就愈加艰难。

（五）多重破案压力，导致司法人员急于求成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侦查部门都有明确的考核体系，案件的侦破与办案人员的奖赏、晋职等挂钩，而考核的主要指标就是侦破的案件。巨大的破案压力面前，办案人员往往急于求成，为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交代案件而使用暴力手段，产生刑讯逼供的情况。同时，随着网络科技的进步，信息的极速传递，群众对政府的关注度加大，一些舆论炒作往往使不明真相的群众跟风，对办案人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另外，公安机关形成固有的办案模式也有很大的缺陷，比如限期破案、命案必破、招标破案、领导批示等等，在这些压力下侦查人员难以用常态的、理性的心态对待案件。多重压力造成办案人员一味的追求破案率，因急于破案而刑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