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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研究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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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宜

近年来《文心雕龙》研究专著漫议

有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作过这样的统计：近三十年来共出版了二十四部专著，发表了约六百篇文章。其中，仅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短短五年里，就出版和发表了专著十八部、论文四百余篇。这些都充分显示着《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昌盛的新时期，现仅就笔者涉猎的一些专著，谈一点感受。

《文心雕龙》的校勘工作十分繁复。诚如杨明照先生所说，“一字一句的差错，并非无关宏旨”，老一辈学者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及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证》成效尤著。杨明照先生积四十余年的努力，不仅对前人注释中的疑难谬误多有补正，而且将长期积累的历代的著录、品评，群书的采摭、因习，前人的引证、考订及序跋、版本等分别辑录，仅品评一项搜集竟达九十七家，这样丰富的辑录，给我们探讨《文心》研究的渊源及《文心》的地位和影响，提供了相当系统可靠的史料，开拓了《文心》研究的领域。王利器先生的《文心雕龙校证》原名《文心雕龙新书》，新作虽大体保持着原貌，但也有不少增补，王著方法灵活、校订精细，且因为晚出，又能吸收他家的某些成果，所以内容比原作更见丰富。

还有近年出版的一些译注专著，也都从《文心》理论内容阐述的需要出发，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使校勘工作增添了新起色。其中以周振甫先生的《文心雕龙注释》及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译注》最受人们注目。周先生的《注释》因其“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而深受读者欢迎。渊博的学识和精缜的校证使他的注释既丰且实，能采撷众长而又有创造。如《原道》篇“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注云：“人文，《情采》中作‘情文，指五性，五性发而为文章。……太极，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太极生天地，天地的灵气蕴育成人的五性，就是人文。这是从理论上说明人文与天地并生。其实，人文是人类产生以后才有，不可能始于太极。”以《情采》注《原道》，用“情文、五性”落实“人文”，这样就避免了资料罗列和繁琐考订，而是抓住关键力求简明、准确，不仅疏通了文意，也帮助读者从理论上加深了对这个判断的认识。这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例子。在其他一些重要而有争议的理论问题上，周著也都提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见解。《原道》篇是剖析《文心》的理论枢纽，但目前学术界对“道”的理解有唯心、唯物、二元论等说，对“道”的具体内容又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佛家之道抑或“以佛统儒”诸见，作者不仅从本源上揭示刘勰之“道”的客观唯心主义性质，更能从刘勰创作理论的总体上指出其唯物主义的观点，肯定他以原道论文的积极作用；又如刘勰既称赞《楚辞》，为什么又说它是“雅颂之博徒”并进而提出“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原则？作者从恪守宗经原则与注重文学新变两方面来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就很有说服力，而且不象一般论者那样离开全篇思想，把“凭轼”一句的特定涵意抽象化为什么提倡现实与理想的结合等等；至于《物色》篇“随物宛转、与心徘徊”说，作者认为是指情物交融、物我交融，而不硬套后世文家之所谓“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对于《比兴》篇“拟容取心”说，作者把“拟容”和“取心”理解为两种比喻，也显得比较贴切。这些都显示了周著理论阐述上的求实精神和可信见识。应当特别指出，这是和作者从刘勰理论体系特点出发，重视文体论研究密不可分的，对《文心》所涉及作品的精细研究，使他能对刘勰的理论作出比较准确和妥贴的评价。周著自然也是有缺点的，在注释的详明和剖析的周全方面还有可以提高之处，作者对《文心》研究现状和争议似也留意不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理论阐述的深度。

和周著不同的是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译注》。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有他和陆侃如先生合著的选译本，这次作者将原有的二十五篇译稿重新改写，补全了另外二十五篇，新著面貌焕然，须刮目相看。首先，新著的整体感强：《文心雕龙》的各个单篇都是相对独立的，而其间联系却又十分紧密，况且我们首先面临一系列特殊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如果不从总体着手，就会被孤立的概念纠缠和割裂的局部探讨遮住视线，所以作者早在二十年前就卓有见识地提出要重视《文心》理论体系的研究，而且从未懈怠过这种探求。作者抓住“衔华佩实”这个核心，以“割情剖采”为纲来进行环环紧扣的细致解析，取得了理论整体上比较准确的把握。其次，牟著的理论质地好：一篇引言，洋洋洒洒达六、七万字，纵横捭阖，层层推进，条分缕析，益见谨细，从《文心》整个体系上作出这样全面深入的理论剖析，目前是不多见的。作者又在每篇译注前的评析中把各篇的重心、结构以至段落大意都作了简要提示，显示出牟著高度概括而又剖析精微的理论特色。同时，新著的科学性也大大增强了。要“读懂原文，搞清本义”，这是作者的甘苦言，也是他的方法论。如《史传》“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数语，范注引《史记·匈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