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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智能媒体时代主持人传播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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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甜甜李伯冉

【摘要】智能媒体的出现标志着传媒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行业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主持人，在信息统合能力、人格化传播、交互场景应用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日渐明显。本文针对智能媒体背景下节目主持人传播力的提升，提出了适应人机协作关系、打造专家型主持人以及凸显人格魅力等三种对策。

【关键词】智能媒体;主持人;传播力

一、智能媒体时代传媒行业的新变化

（一）信息采集能力大幅增强

以往的新闻信息采集主要依靠记者在现场的实地采访，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智能媒体时代，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以物代人”的可能，即智能媒体终端的应用逐步推动了新闻信息采集工作主体的改变，从“人力采集”变为智能设备协助甚至代替人力进行采集。“未来有望通过智能设备、传感器等数据更好地理解人的行为与状态、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等”，也就是说在信息采集阶段这一趋势还将会为媒体带来更多更新的资源。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技术是人的感官和肢体的延伸”，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信息采集过程中建立新的感官环境，进而将捕获信息的触角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增强了人类的信息获取能力。

（二）内容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内容生产的自动化是智能媒体的一大特点。这一技术最初在文字新闻中应用较为广泛，随后人们开始借助“媒体大脑”“人工智能主播”等工具探索视频生产智能化的路径。与此同时，内容加工方面呈现出两个显著的特征，即“可预测性”和“深度剖析”。所谓可预测性是指计算机根据已知事实来预测未知、着眼于未来的新闻报道能力。颇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是2014年央视和百度合作的《据说春运》系列节目。该节目依托百度地图的LBS技术，首次通过可视化大数据的方式呈现春节期间国内人口迁徙情况，实现了依靠数据分析更好感知社会情绪、洞察社会影响的效果。所谓深度剖析则是指依靠智能媒体对新闻事件背景、诱因、发展及影响等作出全面的分析。例如财新网于2015年推出的《情仇中东》专题新闻，利用动态交互式的信息图表，以历时性的眼光将中东地区多年来政治纠葛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呈现出来，避免了因信息时间分散所造成的阅读困难。

（三）传受协作关系日趋重要

互联网赋予了受众前所未有的与传播者平等对话的权力。由于传受关系的转变，传统媒体时代占主导地位的“PGC”模式已更多为“UGC”所取代。而未来智能媒体时代传受双方的协同化生产将成为大势所趋，智能化协同平台也将成为协作关系构建的重要手段。例如近来兴起的“区块链”技术让基于平等对话权力的个体受众重拾信任，使用户能够贯通新闻采集、生产、传播、反馈等多个环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闻生产领域因“去中心化”而造成的信息杂芜现象，为传受双方的协同生产提供了可能。

二、智能媒体时代主持人传播力亟待提高

（一）信息统合能力不足

“国庆阅兵”“两会报道”等重大新闻事件的特别报道往往能够最大程度上体现主持人的信息统合能力。然而受人力物力所限，多数节目主持人还只能在节目中完成较为简单的信息内容传播，难以实现高附加值的信息深度加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相关技术还未达到多维信息高效协同生产的水平，无法依靠自动化生产完成对信息的深加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主持人信息统合能力方面的不足，导致信息呈现效果分散且浅显，无法呈现出内容的最佳呈现效果。而随着智能媒体时代信息采集能力和内容生产能力的提升，信息数量的和报道角度将在诸如MGC新闻等新兴技术的支撑下大幅增加，因此对主持人信息统合能力的要求更为迫切。

（二）人格化传播效果不佳

传统媒体节目对于主持传播的规范性有着较高要求，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持人的个性色彩。而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最能吸引受众的恰是传播者的个性化程度——不再苛求所有人的青睐，而是以传播者自身性格特质吸引具有某些相同偏好的用户，进而形成社群，优化传播效果。尤其在智能媒体时代，受众地位决定了其信息选择主动性会进一步提升，因此更需要主持人通过改进主持风格，利用社交化媒体等多种途径展现和提升自我的魅力，改善人格化传播效果。

（三）交互场景应用不够

进入智能媒体时代后，仅依靠当下常见的短信问答、弹幕互动等交互方式将无法完全满足受眾在接受信息时的参与需要。尽管技术的迭代升级会催生出更多的交互场景和交互手段，但目前在主持人演播创作中体现的仍然十分有限。其原因除了技术使用成本过高之外，同样也受制于从业者对技术改革的主动性不强。随着5G技术的应用以及传播者受众意识的不断提升，交互场景的应用将日趋广泛，熟悉和驾驭交互场景是主持人未来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

三、智能媒体时代主持人传播力的提升路径

（一）明确信息服务定位

智能媒体时代信息过载的环境要求主持人不仅是一位知识广博的“杂家”，而且需要致力提升自身信息判别与研读能力进而成为“专家型”主持人。电商直播节目《向美好出发》虽然同样是当下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