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喜剧与中国戏曲研究及其它.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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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喜剧”与中国戏曲研究及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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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也是一种戏剧，国人这一观念的形成多半应功归于本世纪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西方，戏剧有悲剧、喜剧之别，其传统既厚且久。中国戏曲既然是一种戏剧，“悲剧”、“喜剧”介入中国戏曲研究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悲剧”、“喜剧”介入中国戏曲的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它是否曾有效地帮助我们接近和理解中国戏曲？本文试就此谈一点个人的理解。

???1913年，王国维先生终于完成了《宋元戏曲史》的撰写，在这部被视为于二十世纪戏曲学有奠基意义的著作中，王国维说：“明以后无非喜剧，元剧则有悲剧在其中。……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注：《王国维戏曲论文集》P.85，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将西方的“悲剧”、“喜剧”这两个概念引入中国戏曲的研究，王国维可以说是第一人。需要指出的是，王国维先生是出于他对我们民族文化浓厚的热诚而说这番话的，这正如他在文化情结的驱使下开创中国戏曲的研究一样。在王国维先生之后，中国戏曲的研究渐成风气，研究的思路也多同于《宋元戏曲史》，即以西方戏剧为参照考察中国戏曲。所以关于中国戏曲是否有“悲剧”和“喜剧”这一问题，也成为学者们关心和争议的问题。鲁迅、郑振铎、蒋观云等学者都发表过意见。由于民国时期以及建国后前十几年的戏曲研究主要处于戏曲文献的挖掘、清理阶段，真正对戏曲本身的研究（所谓“文本研究”）并不多，所以“悲剧”、“喜剧”问题也并未给中国戏曲的研究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

???1980年8月初，上海文艺出版社邀集了上海市部分戏剧、美学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就中国古典悲、喜剧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讨论的议题主要是：对中国古典戏剧进行悲、喜剧分类是否恰当，应根据什么标准来鉴别我国古典戏剧中的悲剧和喜剧，哪些作品可列为古典悲、喜剧的代表性剧目等等。赵景深、郭绍虞、朱东润、蒋孔阳等著名学者都参加了讨论。多数与会者认为，对中国古典戏剧作悲、喜剧的划分，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但具体的划分和分析，一定要从我国传统戏曲的实际出发。也有的与会者提出异议，中国古典戏剧大团圆的结局多，不论是元杂剧或明清传奇，大多数作品都不能列入悲剧和喜剧，因此不宜作悲、喜剧的划分。（注：详见上海《文汇报》1980年8月6日第3版。）在这次会后，戏曲研究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就中国古典戏剧的悲、喜剧问题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讨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些讨论的结果编成《中国古典悲剧喜剧论集》，并于1983年出版。在出版这一论文集之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已在1982年出版了由王季思先生领衔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接着又于1985年出版了仍由王季思先生任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由郭汉城先生任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三个“十大”出版之后，国内又陆续出版了几种以“十大”命名的悲、喜剧集。三个“十大”及其仿效者的出版和流行造成的客观事实是，中国戏曲有了“悲剧”、有了“喜剧”，也有了“悲喜剧”。

???在西方戏剧史上，自古希腊到近、现代，“悲剧”、“喜剧”在传统上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悲剧”、“喜剧”之间一直有比较分明的界限，从实际的戏剧创作到戏剧理论的总结，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从埃斯库罗斯到莎士比亚再到果戈理，戏剧家们都至少是按照他们时代的“悲剧”或“喜剧”的模式和要求从事戏剧创作的。创作实际的差异也反映到了理论的归结上。亚里斯多德说：“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注：亚理斯多德《诗学》P.9，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悲剧’应摹仿‘严肃的’、可引起我们‘怜悯与恐惧’的事件。”（注：亚理斯多德《诗学》P.19，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高乃依说：“喜剧和悲剧的不同之处，在于悲剧的题材需要崇高的、不平凡和严肃的行动；喜剧则只需要寻常的滑稽可笑的事件。悲剧要求表现剧中人所遭遇的巨大的危难，喜剧则满足于对主要人物的惊慌和烦恼的摹拟。”（注：高乃依《论戏剧的功用及其组成部分》，《西方文论选》上卷P.255，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别林斯基说：“悲剧所产生的作用是震撼灵魂的神圣的恐惧；喜剧所产生的作用是笑，是时而快乐、时而冷嘲的笑。……悲剧在其狭窄的动作范围内只集中主人公的事件的崇高的富有诗意的方面。喜剧则主要是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方面、它的琐碎事故和偶然事情。”（注：别林斯基《诗的分类》，《西方文论选》下卷P.383，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所有这些理论家们对“悲剧”、“喜剧”的阐释不尽相同，但都指出了“悲剧”、“喜剧”在题材、形式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所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