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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的跨文化翻译应以归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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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分为两种意见：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归化)和ForeignizingTranslation(异化)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思想家斯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6年6月24日在柏林皇家科学院作的《论翻译的方法》（OntheDifferentMethodsofTranslation）演讲。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真正引发归化、异化之争的是翻译文坛上的两位大家：美籍意大利裔学者凡努蒂（Venuti）和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归化,异化,读者

自从有了人类，便有了交流。而翻译为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交流提供了可能。特别是近二十年，翻译研究越来越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研究趋向于文化的交流和沟通。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通过语言，人们能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如何把语言和文化连接起来，便变得很重要。

一．归化和异化的内涵

（一）归化与异化

如何处理其中的文化因素，更好的传达信息呢？一般来说，分为两种意见：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归化)和ForeignizingTranslation(异化)直接来源于德国早期思想家斯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816年6月24日在柏林皇家科学院作的《论翻译的方法》（OntheDifferentMethodsofTranslation）演讲，斯莱尔马赫说：“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然而，真正引发归化、异化之争的是翻译文坛上的两位大家：美籍意大利裔学者凡努蒂（Venuti）和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Nida）。凡努蒂在1995年的论著（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中，将斯莱尔马赫的第一种方法称之为“异化法”（ForeignizingTranslation），将第二种方法称为“归化法”（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奈达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中构筑了一个宏大的结构主义归化式翻译理论体系，他的归化理论翻译理想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也就是归化。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主张译文应尽量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异化则提倡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语习惯。

例如：Hehadsoonfeltacquaintedwithalltherooms;andastoMissBenner,hecouldnotconceiveanangelmorebeautiful.(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对该句中的比喻部分张经浩译成“在他眼里美如天仙”;张玲、张扬译成“他再也想象不出会有比她更美的天使了”。前者句中出现了“天仙”这样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语；后者中则使用了“天使”这样一个明显西化的词语。显然，前者属于归化,后者属于异化。

（二）直译和意译

提到归化和异化，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直译和意译。这两组概念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乔曾锐在《译论》一书中做了以下的论述：“在合乎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的情况下，译文刻意求真，通过保留原作形貌（表达方式）来保持原作的内容与风格，这种翻译方法叫直译。使用译文语言中功用于原文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方式、以代替原作中因两种语言不同而无法保留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做到虽失原作形貌，但从不同范围的上下文看，仍不失原作的内容而且与原作的风格相适应。这种翻译方法叫意译”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点：一，直译和意译讨论的是形式和内容，涉及的是语言；而归化与异化则涉及到文化、意识形态、社会等更高的层次。二，直译意译是一种翻译方法，而归化、异化则是一种翻译策略。翻译策略是指导翻译方法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归化和异化包含直译和意译，层次不一样。直译和意译是归化和异化的萌芽。

二．中国翻译史的归化和异化

什么时候使用归化，什么时候使用异化呢？当代的国际翻译界兴起一股“异化”热，在中国，“异化”也越来越受到翻译学者的肯定和追随。孙致礼预言“21世纪的中国文学翻译，将进一步趋向异化译法”。笔者从中国翻译出现的三次翻译高潮说起，分析中国的翻译策略。

在古代，佛经翻译中便有“文质”之争。例如，东汉时期的翻译家支谦。他在改译《首楞严三昧经》，‘恐是越嫌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所异者删而定之，其所同者述而不改’（《合首楞严经记》）。改‘胡音’为汉意，也就是用意译取代音译，在支谦那里做的是比较彻底的。可见，支谦的译文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尽管如此，从三国到西晋，支谦所开创的译风，占据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