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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背景下骨健康传播的困境与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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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十大死因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就占有六种，“健康骨骼”也成为《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的专项行动。在整个骨骼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大众骨健康意识淡薄、“治未病”的防治概念推广难度大、骨健康概念理解困难等造成了骨健康传播的困境。本篇论文研究大众对于骨骼健康的认知、变化、行为转化情况，分析骨骼健康传播的困境，并从个人，公共卫生系统，社区，政府以及媒体层面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健康传播;骨骼健康;治未病;传播效果

传播学是一种工具，可以用来研究跨学科甚至多个领域的问题，健康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而骨健康传播属于健康传播的范畴。1971年，美国学者就开始将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健康传播的领域中，80年代末，国外有关健康传播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1987年我国才提出传播学在健康教育中的运用。

骨骼是人体的支柱，对于人体的正常运动和健康十分重要，承担着人们幸福生活的责任。国内对于骨骼健康传播的研究是不足的，学界相关论文也多是针对具体年龄层，结合具体病症，以控制变量的方式展开论述，并且侧重于对问题的描述，缺乏从传播学角度对骨骼健康概念传播和普及提供的专业思考。而骨骼疾病作为慢性病的一种，具有发病慢、能自愈、难治愈等特点，正逐渐侵蚀人们的生活，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困扰。骨健康传播像是一块宝地，等待人们发掘。随着生产力提升，物质资源越来越丰富，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渐提升，国家也强化了对全民健康的引导。喻國明教授指出在研究中国健康传播的现状、问题及走向时可以分为五个层级，即个人层级、人际传播层级、社会机构层级、社区传播层级和公共政策层级[1]。而我国现有的有关健康传播效果的分析较少考虑社会机构层级、社区传播层级以及公共政策层级等宏观层面，相反人际层级所受的关注远远高于宏观社区层级，这说明我们还未从人这个“点”延伸至社会这个“面”进行对策建议。

一、骨健康传播面临的困境

（一）人群“治未病”意识普遍薄弱

通过对郑州洛阳正骨医院的实地调查，笔者发现人们对于骨骼健康缺乏关注，不到一定的年龄，或者骨骼问题不影响生活，大多人采取消极的非专业性自我缓解措施。骨骼疾病本身属于一种慢性疾病，通常不会在短时间内对人们造成致命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骨骼问题日益凸显，逐渐呈现严重化和多样化趋势，到了老年阶段，会成为困扰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疾病类型。大众认为骨骼问题是年龄增长的必然结果，殊不知“治未病”才是解决骨骼问题的有效措施。农村地区群体的骨骼健康意识严重匮乏。首先他们往往认为是“劳累病”，不会选择治疗，在老年人的观念里，骨骼病就是老年病，不会重视更不会从治疗角度进行介入。多数老人对疾病的成因、影响、并发症、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等也没有了解，更没有主动学习掌握相关知识的意识;其次，他们不愿意在骨骼保养、骨病治疗上投入资源。“治病贵”的观念深深根植于人心，人们倾向于将赚到的钱存起来，甚至有人认为检查、治疗一下骨骼疾病是“矫情”。对病痛的拖延导致后续治疗成本的增加，最终导致越病越穷，越穷越病;最后，病急乱投医盲目治病也是导致患者症状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骨健康概念晦涩不易传播

骨骼健康知识的传播内容由于自身原因，具有抽象性，不同于高血压有具体明确又简单的测量指标，这种本身术语的局限性是其难于接受和理解以及传播的原因。目前对于骨骼健康知识的传播都是具有普适性的，所有的年龄和地域都使用同种传播策略。由于某些群体的特殊性，就需要针对该群体来调整传播内容，根据目的与需求，设计多样化的信息表现形式，有针对性、科学性的传播骨骼健康知识。比如在农村地区，传播信息所使用的符号应力求通俗直观易懂，多图像少文字，避免抽象的艺术表现。

（三）伪健康信息飞沫化和传授双方区隔化

当前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传播变得方便迅速，但同时也由于传播者不明确，造成越来越多的信息缺乏权威性和可信度，信息“飞沫化”和传者的“去中心化”[2]，是骨骼健康知识传播的困境之一。尤其是社交网络发展成熟后，自媒体变成了伪健康信息的温床，在社交媒体中，用户几乎没有任何成本，就能参与到最广泛的信息交流互换中，甚至还能获得利益。人人都是麦克风，可信度较高的传统媒体正在丧失话语权，“以往充当‘把关人角色的审核机制和专业人员作用不断被弱化消减，乃至缺位”[3]。健康知识本身就具有理解门槛，我们对于伪健康信息更是缺乏辨别能力。另外，健康传播还面临传授双方区隔化的状况，医者为已经患病的人群提出建议，接触院方讲座的人也只有病患及家属或者有人际联系的特定人群，而大众对于专业的骨骼健康知识的接触是有限的，这就需要保证传播者的自身形象、威信和吸引力，使传授双方有共同的经验范围[4]。

（四）关键意见领袖角色的缺失

在社交化媒介时代中，意见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