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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干谒诗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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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敏

摘要：在诗歌发展鼎盛的唐朝，干谒诗以数百首之众偏居其中，是诗人为求显达而倾心尽力之作，当时很多著名的诗人都曾作过干谒诗以求荐举，李白和杜甫也不例外。本文拟从唐代干谒诗的兴起及繁荣、李白与杜甫干谒诗创作背景之比较、语言风格之比较和内容心态之比较四个方面入手，对比分析这两大诗人在干谒诗创作方面的异同。

关键词：李白；杜甫；干谒诗

一、唐代干谒诗的兴起及繁荣

所谓干谒，就是“有所干求而请见”，它是指地位较低的一方为了某种目的而借助一定媒介向地位较高者求取的行为。干谒在唐朝一般指文人干谒，其中最常用的媒介手段就是献诗，献诗以求仕，这一部分诗便被称为干谒诗。

有唐一代，是中国历史上较为兴盛的时代，这一时期，国力相对强盛，政治相对清明，制度相对完善，辛苦求学的士子受大唐风气影响，仕进的热情空前高涨，干谒之风盛行，干谒诗的创作此起彼伏，其中，确实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

第一，选官制度的影响。自古以来，“学而優则仕”一直是我国文人士子积极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入仕求官离不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各种选官制度自初创发展至唐朝已趋近成熟，日渐强盛的国力和较为开明的统治者，使得唐代士子大多抱有一种积极进取，报效家国的豪情壮志。寒门士子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常常以诗文行干谒之事，希图得到考官或是士族显贵的引荐，踏上仕途。另一方面，唐朝实行的铨选制度也为干谒诗的发展提供了土壤，进士及第后，要想真正步入仕途，还需经过吏部的铨选，众多学子为了能够早日入仕，常常会通过干谒吏部官员的方式获得更为靠前的分配资格。

第二，士人心态的转变。唐朝士子对于仕途似乎有着不可磨灭的执念和更为热情的追求，这一点可能与唐朝大气恢弘的社会风气有关。这一时期的诗人，躬逢盛世，为求仕途显达，纷纷干谒权贵，希望能在政治清明的治世一展宏图，圆了千百年来文人士子共同追求的夙愿。步入仕途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是自我实现的第一步，而身处统治阶级掌控之下的封建社会，他们就不得不通过干谒以求赏识。长此以往，干谒诗的发展便呈现出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第三，诗歌功用的迁移。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自初唐始，诗歌在干谒交游中的地位就开始不断上升，以诗干谒一时间成为主要的求官手段，它的社交功能被不断放大，从怡情达兴演变为自我举荐的工具，在唐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大量涌现。文人士子借助诗歌表现自身才能，抒写希望被赏识擢拔的心态，使这一时期的诗歌掺杂了很强烈的社会功利性。

二、李白与杜甫干谒诗创作背景之比较

干谒之风盛行于唐，几乎成为了入仕求官的必经之途，不论是文学大家还是贫寒士子，各个时期的诗人都曾踏上过这条道路，李白和杜甫作为我国诗歌史上两座高峰式的代表人物，自是不能免俗。李白生于盛唐，杜甫则身处盛唐与中唐之交，二人看似相去甚远，实则只有十一年之差。然而，也正是这十一年之差，唐王朝由盛转衰，直接地影响到了李杜二人的干谒诗创作。

李白恰逢盛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实力，唐王朝都表现出了一个帝国应有的风范。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空前发展，孕育了李白自由浪漫、乐观自信、傲视权贵甚至平交王侯的性情。但就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他，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终其一生都在行干谒之事。李白的干谒诗创作，源于他对一个盛世的期许，他希望自己可以在当前政治清明的时代大展宏图，他不屑于科举入仕，又不愿从军边塞，他幻想古贤者带有传奇色彩的际遇，仰慕圣君明主的垂青。“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李白早年身居蜀中之时，便开始干谒权贵，他深受儒家用世思想的影响，为了了却封侯拜相，匡扶天下的夙愿，曲意逢迎，倍感激愤。

杜甫虽未生于乱世，却在两世之交，在李白春风得意之时，他不过是李白的众多仰慕者之一。杜甫最初准备踏入仕途，是在他结束漫游生活，西归长安之时。与李白不同的是，他希望自己可以凭借科举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但由于当时李林甫等人操纵制举，玩弄权术而惨然落第，不得不被迫走上干谒之路。在困守长安的十年间，他为了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而奔走于各大权贵之间，甚至曾经献诗张国忠。中国的文人自古就有一种清高的风骨，可是在当时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诗人为了理想和生存，辗转于上流社会，倍偿人生凄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所处时代的差异和个人经历的不同，构成了李白和杜甫二人干谒诗创作背景的不同。他们二人，一个积极主动，穷其一生都在干谒求仕的路途上艰难跋涉；一个执着追求，经历十年沧桑，幡然醒悟。他们的干谒诗，承载了一次次的希望和绝望，就算被束缚在格式和内容之中，也依旧在镣铐之外绽放了夺目的异彩。

三、李白与杜甫干谒诗语言风格之比较

干谒之诗，既是为有求于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