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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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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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展设想

我们总会面临困境，同时我们总是要设法摆脱困境，这样我们才能不断进步。况且，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所遭遇的并不是那种让人无法割舍的两难困境，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更周全的制度设计来摆脱这种困境。

1.建立回复机制

建议提出后，接受建议的机关理应把建议的处理结果告诉建议人，这不仅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而且更是使建议权发挥其应有效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制约因素。试想，如果接受建议的机关可以不把建议处理情况告诉建议人，那么公民怎么知道建议有没有被研究过？又怎么能防止接受建议的机关把建议置之不理，或者随便处理呢？

而且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建议权其实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的请愿权，[28]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国家机关能体察到民情，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国家机关能时时尊重和吸纳民情，这才符合主权在民的要求。[29]所以，对于公民的建议，有权机关不仅要接受，而且要及时给予答复和回应，这本身就是建议权应有之内容。如德国，为了使请愿权发挥实际效果，德国基本法第45条C项规定，联邦众议院内应设请愿委员会，接受国民之请愿。[30]日本则在《请愿法》和《国会法》中，对公民的请愿权进行了专门的规范。但由于现行日本《请愿法》中没有规定答复的义务，因而招致了学界的批评：“合法的请愿书限于官署与公署有受理的义务且有诚实地处理的义务。”因而应修改《请愿法》，“对已受理请愿的官署与公署，关于修改、废止法令及罢免公务员等请愿的处理，应该有将其经过及不采纳的理由答复给请愿者的义务。”[31]我国台湾省也专门制定了《请愿法》，该法第8条规定：“依据本法所定方式提出之请愿，接受请愿的机关，应将请愿结果通知请愿人。”[32]德国、日本和台湾省的这些做法和观点都很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这种回复机制，不仅有比较法上的借鉴基础，而且其设置技术也不复杂。其实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后再遇到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案后，能适时地把建议处理结果告诉建议人，这个制度就可以初步确立起来了。因为我们虽然不是判例制国家，但先例的作用有时是很大的，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率先确立了这个先例，那么其它接受建议的机关一般都会紧随其后。[33]然后在这基础上，等以后实践成熟后，再通过立法对此进行具体规范，这样我们所希望的回复机制就可以基本成型了。

2.发展为诉权[34]

回复机制的建立虽然可以使我们摆脱建议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的困境，但它并不能使我们摆脱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当然不能的困境。要摆脱这个困境，我们必须把建议权发展为诉权。这不仅是权利救济的需要，也是加强立法监督的需要，更是保障公民主体地位和主人翁身份的需要。

但要把建议权发展为诉权就没有建立回复机制那么简单了。因为诉权同时意味着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而宪法诉讼制度的建立，涉及宪政体制的方方面面，这需要长期的改革积累才能完成。所以，虽然建议权离诉权只有半步之遥，但这半步之遥的跨越却需要我们长期的蓄力。但历史的必然，[35]民族复兴的伟大抱负，必定会驱使我们尽早实现这一历史性跨越。

注释：

[1]这一事件的详细报道，及建议书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崔丽：《三位中国公民依法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16日，第7版。及闵家桥：《激活中国违宪审查》和《以公民的姿态挺身而出》，《南方周末》2003年5月22日A3及A4版。

[2]这一事件的详细报道，及建议书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崔丽：《五位法律专家针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28日，第7版。

[3]这一事件的详细报道，请参见盛学友：《两公民质疑“信访收容”》，《南方周末》2003年10月9日A5版。

[4]这一事件的详细报道，及建议书的具体内容，请参见：郭国松：《劳动教养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南方周末》2003年9月4日A3及A4版。

[5]有关该事件的报道请参见何晴：《我是乙肝患者，但我不是乙等公民》，《南方周末》2003年12月25日A4版。

[6]2000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1日生效。以下简称《立法法》。

[7]2001年1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37号公布，2002年1月1日起生效。以下简称《备案条例》。

[8]浙江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于2001年2月16日通过，同年3月1日起施行。

[9]各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地方立法条例都有该内容的规定，为了叙述简便，本文的论述都以《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作为分析代表。

[10]为叙述方便，以下把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行政规章都统称为法规。

[11]这里的被建议的立法机关即指被建议违宪的法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