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塌的象牙之塔-析30年代京派的生存困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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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塌的象牙之塔

析30年代京派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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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京派”作为一个流派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本文从政治、文化和生活环境等多重角度，展示了它从发展壮大到逐渐沉寂的过程，欲从中探寻其面临的内在深层困境的根本原由。

论文关键词：京派”,困境,崩溃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是中国文坛发生了比“五四”文学革命更为剧烈、巨大的裂变，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突现，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坛迅速地形成了新的分野，当鲁迅、创造社和太阳社等革命文学的力量组成了“左联”之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语丝派”等远离革命文学的势力自然的接近起来，在北京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京派”的文人圈子，他们不约而同的走进了“象牙之塔”里，以躲避时代政治的大风暴。

一

何为“京派”？据杨义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中定义的：“京派是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作家群，包括语丝派、新月派滞留北平的残部和一批才华横溢的新起青年作家，著名的有周作人、杨振声、废名、沈从文、朱光潜、林徽因、凌叔华、萧乾、青年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梁宗岱、李健吾、早期老舍、老向，以及以编辑刊物驰名、小说创作则出入其间的靳以。”①这个定义较为客观的展现了当时“京派”的阵容。

“京派”的形成是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生活环境的产物。让我们先来看看“京派”赖以生存的地域母体——北京。

北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七十万年前的北京人，英雄传说时代可以从黄帝在北京地区的活动算起，距今约五千年。商周文明在北京地区有所体现，距今三千年的燕侯和燕国，又将北京文化推向第一个灿烂时期。漫长的历史长河流过，时至公元11至14世纪，北京陆续成为北部中国和全国性的首都。1271年忽必烈称国号为元，第二年改金中都为大都。明清两代的北京城，把这座历史名城的华贵与辉煌，发展到了极致。②由此可见，北京的传统文化气氛极其浓厚。结构对称、方正、典重的宫殿街衢，四合院式的规整严实的平民建筑，使其弥漫着典雅、规范、浑融的古典主义气氛，这种文化环境形成了以文明为中心自居的心理稳定感。

1928年6月，北伐军驱逐北洋军阀后，将北京改为北平，当局有意以北平为中心建立平津保北平大学区，使其远离南京那种浓重的政治气氛。这样，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的北平，变成了一座“文化城”。而正是这种相对淡化的政治空气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避风港，大学成了他们生存的根据地。大学及其它文学机构又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了相对优裕、稳定的生活环境，使其中有着共同政治思想取向的知识分子聚结成长起来，形成了一个在政治思想、文学趣味和创作风格比较接近和一致的“京派”文人集团。他们对政治相对冷淡和不信任，专心从事文化建设，审美趣味优雅保守，在这个远离时代风雨的象牙之塔里，形成了一种温和、从容、闲适、雅致的生活态度和文学风格。

期刊和副刊等媒体又促使“京派”形成和成熟。它们是文学风格和流派的载体，为文学风格和流派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传播空间与物质化的依据。且看“京派”主干朱光潜对媒体与“京派”关系的认识：“他（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③朱光潜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媒体在文学活动中的组织功能及文学流派对媒体的依附程度。

1930年5月12日废名、冯至编《骆驼草》周刊出版，这是最早具有自觉“京派”色彩的刊物。1933年沈从文来京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将“京派”的发展推向极致，并使《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北方文坛和文学活动的枢纽，也成了与上海文坛相对持的阵地。1934年，巴金、郑振铎与靳以、卞之琳等共同创办了《文学季刊》和《水星》杂志，同年8月，李长之、杨丙辰主编《文学评论》创刊。这些刊物宣扬了“京派”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情趣，不断扩大着“京派”在中国文坛的影响，使之成为30年代能与上海主流文坛相庭抗争的重要文学流派。

“京派”形成和活动的又一重要方式就是内部的、经常性的、优雅的沙龙聚会。这种源自国外的聚会形式将这些文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学共同体，不仅使他们在内部交流中产生凝聚的作用，而且使他们与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离心力和疏离感。据沈从文回忆：“北方《诗刊》结束十余年……北平地方又有了一群新诗人和几个好事者，产生了一个读诗会。这个聚会在北平后门慈慧殿3号朱光潜先生家中按时举行，参加的人实在不少。北大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诸先生，清华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诸先生，此外尚有林徽因女士、周煦良先生等等。这些人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关于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究竟有无成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