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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理论视角下的《华英字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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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茜蓉

摘要：《华英字典》是新教首位来华传教士马礼逊编纂的中国首部英汉字典，给中西方均带来了深远影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马礼逊作为外籍译者兼来华传教士，在字典释句的选择和翻译上有一定操纵性。本文从操纵理论视角，对《华英字典》中的译文及译者主体性展开研究。

关键词：华英字典;马礼逊;操纵理论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之后，“文化转向”使得翻译学将目光从文本和语言层面转移到了其他因素，从而衍生了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amar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论以及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的规范理论框架，再发展到以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等人为代表的操纵学派。勒菲弗尔指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是操纵文学翻译的三种主要力量。[12]意识形态影响了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诗学则是注重译者如何应用改写，将译本融入主流诗学;赞助人也会影响译者的意识形态，是否以及如何迎合主流诗学。本文即以《华英字典》为例，分析字典中的释句及其译文，研究操纵理论下的《华英字典》释句翻译及译者策略。

二、译者的意识形态、主体性及诗学冲击

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中制约文学翻译的种种因素往往都聚集到译者的身上，由译者做出文化或审美的判断和抉择。这种判断和抉择的结果都体现在他的翻译选择、翻译策略和对作品的阐释等方面。[10]而译者出于不同的立场，喜好、专业特点或翻译的目的，可以对原文进行选择。[1]同时，译者的翻译必须符合目的语的诗学和意识形态，以增强译作的接受度。

马礼逊对于字典中用作例句和释义的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便体现了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及诗学的多重影响。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一是马礼逊选用释句（即原文本）的方式，二是其忠实原文的翻译策略。

（一）《华英字典》中释句的来源文本选择

马礼逊对译文文本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其作为译者，即使当时受到了一定的时代语境限制，仍然利用自己的外籍身份，展现出了一定的自由度和反叛精神。这种自由度和反叛精神主要体现在两点：一，尽管当时中国主流上层文学使用古文，他仍然表现出对通俗语体的偏好;二，尽管中国清政府命令反对明清通俗小说，且通俗小说多为文人嗤之以鼻，马礼逊仍采用明清小说作为《华英字典》的释句。

从马礼逊的身份而言，其作为来华传教士，隶属于外籍译者，翻译仅是他传教的手段。马礼逊属于从事对外翻译的在华译者。但外籍译者多是翻译家，我们不能忽视他们自身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1]

马礼逊在翻译《圣经》时，便详细谈到了自己遵从的翻译策略和译文原文本的选择。他谈到：“在我的译本中，我考虑了译文的准确性、明晰性和简洁性。我宁可选用普通词汇，也不用罕见的词和古词。我也避免采用在异教的哲学和宗教中出现的技术用语。我宁可选择似乎不雅的词，也不让人觉得晦涩难懂。在这一困难的过程中，我早已接受的广受认同的最庄严、最少偏执的神性，赋予了我智慧。[6]

当时，中国文人对于用俗话，即普通话写成的书是鄙视的，必须用深奥的、高尚的和典雅的古文写出来的书，方受到只是分子的青睐，因此只有极小一部分中国人看得懂。[2]但是马礼逊认为，如果为了取悦中国文人，就多用古文，将无法达到向普罗大众传教的目的。故而他非常欣赏朱熹，认为“他很好地试用了简明的语体传达了他的新思想。”[4]这一种对简明语体认同也体现在了他对《华英字典》中释句（即译文原文本）的选取上。除了摘取《论语》、《左传》这样经典的古文作为例句之外，他还大量地从明清小说、戏剧、民间传说故事中选取成语、俗语或者句段。明清小说中，最常被马礼逊引用的有《红楼梦》和《三国演义》。作为最早向西方世界介绍《红楼梦》的传教士，马礼逊在《华英字典》第三部分《英汉词典》中收录了大量《红楼梦》词汇及长句。[9]而且，为了协助西方人学习汉语，马礼逊在《华英字典》释句选取上较多地选择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表达，所引用的《红楼梦》释句也有这一特点。[6]除了《红楼梦》，马礼逊选择《三国演义》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由此可知，马礼逊等传教士均展示出对明清通俗小说的认可，它们也成为了《华英字典》文献的重要来源。

例一：（张飞丈八蛇矛）直出手起处刺中邓茂心窝翻身落马（《三国演义》第一章）

译文：Hegaveadirectthrustwithhisarmasheraisedit，andstabbedtotheheartTǎng-mow，whoreeledandfellfromhishorse.（P233，卷一）（1）

例二：怎么又变出这剖腹藏珠的脾气来（《红楼梦》第四十五回）

译文：Whychangeallatonce，andmanifestadisposition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