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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协商议事的成效、问题及优化路径
以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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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协商议事成为推动社区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和平台，它在新的时期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社区协商议事有利于社区成员协商解决自身的实际困难和社区公共问题，有利于促进社区治理和自治的有效实现。加强社区协商议事，是稳步推进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社区协商议事能够为社区公共问题的解决、社区居民多元需求的满足提供重要平台和手段，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社区层面的具体表现。随着社区协商议事功能的逐渐显现，其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更进一步推动和促进社区协商议事的稳步性和规范性发展，从国家到地方相继出台多种政策大力倡导和推动社区协商议事工作的开展。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又如《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的相继出台。推进社区协商议事的制度化、丰富协商的内容和形式成为加强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协商议事实践在培养居民议事协商精神、畅通基层民意表达渠道、激发居民参与协商的活力、统筹辖区社会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功能。北京市积极响应政策，发布《北京市社区议事厅工作指导规程（试行）》，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区协商议事，各街道社区根据自身的现实需求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探索实践。本次调研的目的是从总体上了解北京市社区协商议事的发展现状，以社区议事厅为载体，构建社区协商议事发展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开展实地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社区协商议事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并提出优化的建议和对策。同时以小见大，通过对北京市社区协商议事典型案例的实践分析，结合相关文献，来探讨优化社区协商议事的关键问题，以期为推动和深化社区协商议事制度的落实提供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二文献综述
社区协商议事是协商民主理论在社区层面的具体实践。协商民主理论是西方学术界20世纪后期兴起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的概念是1980年约瑟夫·M.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中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提出的[1]。总体来看，国外有关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三个角度。一是组织形式上的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意味着是一种由其社区成员开展公共协商进行支配的组织”，这种组织“将民主本身视为一种基本的政治理想”[2]。二是决策形式上的协商民主，如米勒认为，协商民主体制意味着其参与者被允许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更重要的是社会成员相反的意见也能被考虑[3]。三是治理形式上的协商民主，瓦拉斯认为，协商民主具有巨大潜能，它是一种有效的治理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回应多元文化间的差异性，为多元文化的对话提供了极大可能[4]。
整体来看，国内目前对协商民主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翻译介绍国外有关协商民主理论的观点和主张；另一方面是基于国情研究和分析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可行性，回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协商民主理论的契合性，聚焦协商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实践模式和发展情况。
陈家刚[5]对协商民主的内涵、价值意义、发展历程及走向做了翻译介绍，是国内协商民主理论界的奠基者。陈剩勇[6]认为，协商民主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动式的、动员式的政治参与的弊病，同时社会成员经过平等、自由的协商对话，有利于减少不同利益群体间基于不同利益诉求而形成的偏见。陈剩勇还探究了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推崇的“和为贵”精神内涵相一致的地方，都主张“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表现出两者间的契合性。辛刚国[7]总结了近年来协商民主理论在基层领域的成功实践，主要有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社区议事会、网络民主、三方机制等模式。何包钢等[8]以浙江省温岭市泽国镇扁屿村为例，探究协商民主制度在乡村地区的发展状况，提出客观条件下“有限协商民主”的概念，并提出几个有益实践的制度性设置，如建立独立无涉的会议主持人制度、随机抽样选出代表制度、信息先行公开制度、问卷调查表决的决策制度。
城市社区议事会在我国起步较晚，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一，如“民主恳谈会”“议事园”“圆桌对话”等，但从性质上看都属于社区自治组织，从功能来看都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讨论、协商公共事务，化解利益纠纷的平台。国内目前针对城市社区议事会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区议事会发展成效、遇到的困境及相应的对策建议方面。有关学者分别对社区协商议事的制度环境、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功能进行了深入分析。徐共强[9]指出基层协商治理发展的总体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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