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教学视域下的语言景观研究述评：理论、议题及启示.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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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视域下的语言景观研究述评

理论、议题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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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张恒

[摘要]语言景观研究主要探究公共空间内的语言选择所表征的社会意义。随着其研究边界的扩大，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语言景观的考察逐渐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拓展至教育教学视角。相较之下，国内学者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语言学领域，极少有学者将其纳入教育教学的视域下进行考察。国外理论研究表明，语言景观不仅可以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额外的输入资源，还在促进语言学习者语用能力和多语能力的发展、培养多模态技能、提高语言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国外实证研究多围绕语言景观与英语语言教学、语言景观与社会语言意识、语言景观与职前教师培训等三个议题开展。受国外研究的启发，建议国内学者加强语言景观应用于我国外语教学的理论构建，探索语言景观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从实证层面探究语言景观与语言意识的关系，重视教育机构内部的语言景观研究，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关键词]语言景观;教育视角;教学应用;国外研究;前沿议题

一、问题的提出

法国哲学家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286。这一论断强调了公共空间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空间环境中充斥着各类标牌，如路牌、指示牌、广告牌、商铺招牌等。这些空间环境中的标牌共同构成了“语言景观”（linguisticlandscape）。语言景观的概念由Landry和Bourhis于1997年首次提出，他们将语言景观定义为“某个属地或区域公共与商业标牌上语言的可见性与突显性”[2]。20多年以来，语言景观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领域，旨在“描写和识别公共空间中语言呈现与否的系统规律，了解多元形式语言景观创建过程中的动机、压力、意识行动、反应以及决策等”[3]。国外学者以现实空间内布置的语言文字为考察对象，围绕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4-5]，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多语现象[6-7]，语言政策的实施效果[8-9]，以及官方标牌与私人标牌的不同语言选择机制[10-11]等议题，对语言景观从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了阐释与探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研究表明，作为一个话语过程，语言景观不仅可以反映语言的使用特征，体现语言的地位和权势关系，还能够调节人们的语言态度和行为，重塑语言意识，为政府调整语言政策，构建社会语言环境提供参考[12-15]。

国内学者对空间环境中各类标牌上语言使用的考察由来已久。传统上，过往研究的重点多侧重于分析公示语的翻译策略[16]，很少有研究从社会语言学层面探讨标牌的语言选择机制问题。与国外研究相比，以探究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为目的的语言景观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自2009年孙利首次使用了“语言景观”这一术语以来[17]，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呈现出较快增长的态势。我们以“语言景观”为主题词对中国知网（CNKI）资源库进行手动检索，截至2021年5月，共检索到446篇与语言景观相关的中文文献。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在理论引介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理论引介层面，尚国文和赵守辉在2014年系统性地将语言景观的概念及研究方法介绍给了国内学者[18-19]。随后，葛俊丽、张蔼恒和孙九霞等学者以研究方法和标牌的设立者为切入点，回顾了国外语言景观研究的新发展[20-21]。此外，陈睿、周晓春等学者还基于国内城市语言景观建设的实际，尝试性地提出了语言景观的理论分析维度框架[22-23]。在实证研究层面，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考察城市社区和商业街区的多语现象，如上饶市城区[24]、北京韩国城社区[25]、丽江古城区[26]、广州上下九步行街街区[27]等。學者们旨在通过调查城市生活中纷繁复杂的语言现象，揭示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细微而复杂的关系。除了关注城市空间的语言使用，国内学者还将旅游场域的语言景观建设纳入实证研究考察的视野。已有学者考察了贵州千户苗寨[28]、厦门鼓浪屿景区[29]和甘肃麦积山景区[30]的语言，了解景区内不同语言所发挥的功能，探讨景区语言选择背后所蕴藏的深层次语言政策取向。

近年来，随着国际语言景观研究边界的扩大，国外学者对语言景观的考察逐渐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拓展至教育教学视角。Shohamy和Waksman在研究以色列特拉维夫市哈帕拉（Haapala）纪念碑的语言景观时，意识到语言景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可以作为学习语言、文化和历史的有力工具[31]。受到该研究的启发，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如Cenoz和Gorter[32]、Sayer[33]、Malinowski[34]、Kim[35]）开始将研究目光转向语言景观在教育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