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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视角下晚清《万民法》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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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视角下晚清《万民法》翻译研究

?1838年12月31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赴粤禁烟。他于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到1841年5月3日离粤赴浙，在此期间，虎门销烟、具结贸易、惩办凶手是他在粤任上最为突出的政绩。然而学者关于林则徐的研究，多是从他维护民族利益，武力反对英国侵略，以及他翻译、运用国际法来处理外交事件，而很少将林则徐主持的《万民法》作为翻译活动，从翻译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将运用布迪厄社会学中惯习概念，将分析林则徐作为翻译活动发起人与伯驾和袁德辉生活轨迹与《万民法》翻译选择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伯驾和袁德辉的翻译文本，看译者个人惯习是否影响《万民法》翻译策略的选择。?

1惯习?

布迪厄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惯习。惯习的两个核心特征：“结构化的结构”与“促结构化的结构”（Bourdieu，1977：72）。“结构化的结构”可以视作内化的、具体化的社会结构。作为一种后天习得，行动者通过个人或集体的生活史感知，把握社会规律，并将其内化于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中，也即外在的社会结构被身体化与内在化了。“促结构化结构”并不是先天或是偶然的，它来自家庭或群体的社会化经验。另外，惯习既是集体的，也是个人的，惯习是社会化主观能动性（Bourdie，1977：126）。译者的惯习并非仅来自特定的翻译场域。译者自早期的教育经历，生活背景及社会轨迹中所内化的性情倾向也影响译者惯习的形成。?

2惯习视角下晚清《万民法》翻译研究?

2.1译者惯习与林则徐《万民法》翻译选择?

（1）林则徐、《万民法》所处的翻译场域通过译者集体惯习制约林则徐的翻译选择；（2）伯驾和袁德辉两位译者在成长经历与社会化轨迹中所形成得性情倾向也影响了他们翻译的选择。因此将对林则徐《万民法》翻译选择分两部分探讨，即翻译场域内发起人集体惯习的制约和伯驾和袁德辉两位译者惯习的影响。?

2.1.1译者集体惯习与《万民法》翻译选择?

晚清以降，中华民族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开始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进步缩短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空间距离，在相互竞争与融合中，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诞生。然而，在这一新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欧洲国家很早就占据了中心的地位，西方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以征服者的姿态君临世界，依照自己的原则来规范国际秩序。作为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强行拉入到新的世界格局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新的国际生存环境，调适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当代国际社会中获得自己的位置，成为晚清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清政府试图了解了解列强之间外交的原则与方式，希望为自己找到一条进入国际社会的通行证，国际法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在这种背景下，1839年，林则徐组织翻译了《万民法》。虎门销烟后，为了彻底根绝鸦片的来源，林则徐采取了让外国商人“具结”的形式，保证今后不夹带鸦片。鉴于义律和美、荷两国领事以“本国之例”作为抵制具结的挡箭牌，林则徐急切需要了解外国在国际贸易争端中的法律，因此委托伯驾和袁德辉各自翻译了《各国律例》英译本的相关段落。?

广州禁烟期间同英国外事交涉和博弈的迫切需求使得林则徐选译了包括战争，伴随的封锁、禁运，还牵涉商品进口例禁、外商属地管辖原则等法律条款。林则徐作为《万民法》翻译活动的发起人，翻译发起人的预期目的是整个翻译活动的出发点并决定了翻译的方法和策略。?

2.1.2译者个人惯习与《万民法》翻译选择?

据《伯驾生平、书简和日记》、《伯驾与中国的开放》等文献记载，伯驾（PeterParker）出身于新英格兰的基督教家庭，是中国第一位新医务传教士。1834年，伯驾修完耶鲁大学医学院和神学系的研究生课程，获医学博士学位及牧师资格。同年6月4日受美国公理会派遣来华，10月26日抵达广州之后不久前往新加坡学习汉语，并于次年9月返回。1844年作为美国特使顾盛的中文秘书参与《望厦条约》的谈判，从此揭开伯驾直接参与外交活动的生涯。?

而且伯驾疏于文言，仅粗通汉语而已，修习中文的时间才断断续续数年。且因官府禁止华民教授外国人，只能在远离儒家文化中心的新加坡接受启蒙教育。更糟糕的是，他聘请的老师说闽南语，还不会书写，返回广州后又被迫重学粤语（吉利克，2008：34）。换言之，伯驾的可能问题在于汉语表述上的困难。伯驾接受的高等教育主要是神学与医学方面的技能。1827年，他在戴伊学院和弗雷明汉学院完成预科，直接进入宗教氛围浓郁的阿莫斯特学院进修，继而转往耶鲁大学。由此可见，对于缺少相应的法学知识的伯驾，翻译晦涩的国际法学作品是遭遇巨大困难。而且伯驾亦关注中外交往，他认为妨碍中外交往的“祸根”是“各国相互之间的误解”，而“治疗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