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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性质、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与非效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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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健林树
南京大学商学院会计系。通信作者及地址:林树,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金银街16号南京大学商学院;邮编:210093;E-mail:DG1902069@smail.nju.edu.cn.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变革环境下组织变革及其管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会计异象策略、竞争强度与基金业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信息优势或利益冲突:股东关系对基金投资行为的影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暨“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协同创新中心”重大课题项目“长三角区域资本市场发展研究”(CYD-2020009)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公司所在地区发展水平以及产权性质差异的共同作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着眼于宏观层面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微观视角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两个方面的变化,深入分析了以上问题。结果表明:相对发达地区非国有性质企业表现出的非效率投资程度要显著高于其他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该类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相对其他企业得到更强的抑制;当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时,该类企业与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的差异会有所不同。此外,本文还分析了企业产权性质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的共同影响与非效率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地区发展水平产权性质投资效率金融化程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以及国家战略导向等因素的差异,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而地区间的异质性对企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大城市的企業生产率均值较高(Meloetal.,2009)。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大城市集聚外部性导致的,即处于较大城市的企业因为集聚会产生知识溢出、金融外部性等现象,进而推动规模经济的发生,最终起到提高生产率的作用(SaitoGopinath,2009)。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会让企业面临“择优”和“去劣”的选择,企业区位的选择与产业的转移现象普遍存在:2001—2012年间,中国的上市企业以向上迁移为主,即迁往层级相对更高的城市,其中北京和上海是吸引其他城市企业迁入最多的城市。资源不断上行,从而导致大城市和中心地区的资本密集度逐年升高,拉开了城市间的发展差异程度。
除了地区间的发展异质性会影响企业的发展,产权性质的不同也是导致企业决策出现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国企高管多数属于行政任命或委派,具有公司经理人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因此,出于权衡多方利益的目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往往更注重决策的稳定,引导公司平稳发展。而非国有企业经理人则较少具备双重身份,因此更多的是考虑企业本身的盈利水平。第二,在宏观政策上,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拥有一定优势,由政府出台的多项经济政策多会考虑到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国有企业的发展缺少了进取的动力,管理者也更倾向于维持原有的战略定位,在稳定中求发展。而非国有企业相对缺少政策倾斜,且数量众多,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与挑战。第三,与非国有企业单纯谋求公司自身利益相比,国有企业想要实现的目标显得更加复杂——国有企业除了经济目标,还有政治目标,比如保障充分就业、经济稳定等,这也使得国有企业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综上,国有企业和非国企业在行业选择、战略定位以及治理机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企业所在地发展水平和产权性质差异的共同作用对企业决策之一——投资决策的影响。当下我国已经产能过剩,先前追求规模和产量的工业化时代已经基本结束。由于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以及2010年发生的通胀,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各地投资回报率有所下滑,2010年我国宣布退出全面反危机的扩张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式进入“新常态”时期。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发展的重心开始回归到经济增长的本质——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质量提高上,即资本投资的效率(蔡洪滨、陈玉宇,2014)。投资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一直以来都是热门研究话题,而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任重道远。本文选取公司的投资效率作为公司投资决策研究的切入点。在现实经济运转中,公司的决策层因外界客观干扰因素以及自身能力的原因,并不能确保每次投资决策都是完全理性的,这就导致了公司的投资项目可能存在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度两种非效率投资现象。
本文主要研究新常态背景下,地区的发展水平以及企业产权性质差异的共同作用是否会影响投资效率,即本文聚焦于相对更发达地区非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非效率投资程度的差异。此外,本文还着眼于宏观层面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以及微观层面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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