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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传统文化障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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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传统文化障碍探析

一、文献简述

自1980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以来，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仍步履维艰，遇到的障碍和阻力可见一斑，其中政治文化动力不足是关键原因之一，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学者们对此的研究也此起彼伏。目前能查阅到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胡象明（1989）从政治理论、政治传统、政治心理三个方面来剖析我国政体改革现存的政治文化消极因素[1]；彭磊（2001）则从中国积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近代以来确立的政治文化两个层面剖析中国现阶段政治文化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阻碍[2]；而李艳丽（2005）指出，中国内存的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两种政治亚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妨碍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3]；近日，李庆霞（2013）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一文中也提到，以经验为主的传统文化模式严重阻碍着政治体制改革[4]。

迎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改革深入展开的契机，在文献检索与整理的基础上，本文关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文化障碍，基于目前的研究现状——关于传统文化障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的研究较为分散，本文将试图厘清传统文化中阻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因素，从中剖析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动力不足的原因。

二、当代中国政体改革的传统文化障碍分析

通过对相关内容的学习与思考，笔者发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传统文化阻碍主要有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权力高度集中延续至今，权力下放遭遇阻力。一方面，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自秦朝以来形成了稳定的中央集权体制，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代，导致我国的政体改革权力下放困难，民主化进程缓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事无巨细，无所不包，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阻碍着社会力量的兴起，人民习惯了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社区安全，由此也导致传统社会中公民自治文化的缺失，强国家-弱社会模式一直主导着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民间社会对国家的监督、监管能力差，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良好的公民自治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导致政治权力的不断膨胀。在重商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里，经济地位高的人政治地位也高，我国却相反，政治权力往往可以滋生经济权力。也即是说，“不是因为有钱才有权，而是因为有权才有钱”，由于权力在财富的积累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最能持续繁荣的投资就是为获得官位的投资。这不仅扭曲了国人的职业价值观，导致“国考热”持续升温，也加速了我国政治权力的不断膨胀。所有这些都无益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人情社会，情大于法。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受制于自然经济条件的影响，生产和社会活动空间常常仅限于十分狭小和封闭的社会圈子之中，代代相传。这种生活方式使人们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社会圈子中，亲缘、地缘关系构成了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5]，再加上古代的宗法制度使得伦理人情成为维系社会稳定框架的纽带，深深影响着人们对社会关系的处理。由此，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情理法”的法文化。事实上，在中国，人情对社会资源的公正分配、正常法律程序的遵守、良好社会价值观的建构等方面起很大的破坏作用，诱发公共部门不按规则办事、暗箱操作等有法不依的现象屡屡上演，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现代社会的法治化进程，加剧了腐败问题、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剧增等问题的恶化，也加大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难度。

第三，传统官僚体制下人民言论自由受限，公民文化缺失。在我国传统官僚体制下，等级森严，底层人民地位低下，没有“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更没有发言权。而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摧残下，即使是有地位、有见地之人，言论自由也受限。这种公民文化的缺失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公民权力意识淡薄，传统的顺从思想根深蒂固，尤其年长一点的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思想也更为僵化。然而，公民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公民对国家的控制和监督是否有效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性发展。传统社会以来的公民文化缺失为现代公民监督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情和信心带来了负能量。

第四，家长制的传统难以消除，老人政治在我国仍苟延残喘。①在我国，家长制是传统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主要体现为以父权为中心的家长制的支配，家族是以男性为中心、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家长就是父系父权的代表，在家庭中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家长制传统延续到现代，主要对我国以下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家长制助长了国人的顺从意识。对于这一点，古德诺有他的看法。“家族制度以及孝道义务使中国人产生了很强的习惯性的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