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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技术对高校思政教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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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视阈下，本雅明创造性地以“技术”化解了文艺作品自身的艺术性和社会政治性之间的矛盾，使二者统一于艺术生产者提高文艺生产力之中。这一理论也为在西方话语包围下的当代中国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启示，高校教师应当十分重视“互联网+”的技术革命及思想革命。在实践中，《那年那兔那些事儿》和“TED演讲”中的部分演讲是高校在“互联网+”时代中关于思政教育的两个优秀案例。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马克思主义;文化生产;技术

[]G641???[文献标志码]A[]1008-2549（2019）12-0048-0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大学生越来越倾向于在网络文章、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中接受多元化思想的冲击，排斥过于枯燥正式的宣传教育方式，且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已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传统的理论书籍、先进人物报道等难以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入脑、入心，这使得高校思政工作面临很大挑战。本文试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雅明的文艺理论为基础，分析技术在文艺影响意识形态过程中的作用，并探讨文艺技术的革新在“互联网+”的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实践。

一技术：生产理论视阈下艺术性与政治性之争的新解

文艺作品的艺术性与政治性在历史上通常被解读为三种关系模式：一是作品的政治性要高于（甚至控制）艺术性，如在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国”中;二是作品的艺术性要高于（甚至抹杀）政治性，如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主义流派;三是要求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兼备，如孔子提倡文艺要“尽善尽美”。但无论哪种模式，都把文艺性和政治性看成是相互对立的两个目标，要么是简单地把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要么是高难度地苛求两个不同的目标都实现，二者的矛盾未得到真正的解決，也无法给艺术家指引一条真正可行的、将两者统一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发展，二十世纪现代派艺术繁荣发展，其技巧性不可谓不高，但这些作品的政治倾向又很难让那些提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它们评价为进步的艺术。这个问题同样历史性地摆在法兰克福学派面前，本雅明用文艺生产理论创造性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曾对技术、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做过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色的论述，其中，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这篇由演讲稿整理而成的马克思文艺理论经典著作成文于欧洲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也上升;政治上，正处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期，法西斯势力猖獗;思想上，左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唯意志论和新现实派盛行;文化上，现代派文学艺术颠覆了古典主义艺术，广播、报纸等大众传媒流行。本雅明在此背景下从“技术”进步的视角，肯定了现代主义艺术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大众传媒的技术代表着先进的艺术生产力。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家不能固守旧有的形式技巧，而应采用新的艺术形式，推进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他把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和艺术生产观念创造性地运用到文艺批评当中，认为文艺创作也是一种生产，文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艺术家作为生产者，以某种生产方式为某一阶级服务，艺术质量和政治倾向是可以达到统一的，“技术”是关键，先进的文艺生产技术必将带来进步的生产关系，文艺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他所言的技术一方面指文艺作品的创作技巧，一方面指媒介传播技术。因此，艺术家不仅要通过提高文艺生产技术创作更多质量更高的作品，更要改进生产机器，使更多艺术家和接受者都参与到无产阶级的文艺生产实践中。

二技术在文艺影响思想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历史上，技术对思想政治有极大的影响。在创作技术发展中，俄国作家谢尔盖·特列契雅科夫主张在行动中创作，再用创作影响民众的行动，他亲身参加1928年俄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写出的《土地的主人》一书促进了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创作方法是一种技术。本雅明从这个例子中特列契雅科夫的身份可能被定义为新闻记者或宣传家而不是作家来引出文学形式的问题，提出小说、悲剧、史诗剧、翻译、修辞学等形式所处的地位都不是永恒的，由于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文学形式的巨大的重新熔合的过程之中”[2]，由此得出内容和形式、正确的倾向性和文学质量的对立是无意义的，它们在“技术”的基础上是辩证统一的，技术变革了文学形式，提升了文学质量，也更有利于政治运动的发展。正确的政治倾向依赖于进步的文学技术，文学的倾向性也就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

报纸这一传播方式可以作为另一个例证。报纸技术的出现使科学与美学、批评与作品、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对立可能会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