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协商民主的改革期望与现实不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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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协商民主的改革期望与现实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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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协商民主因其相对于选举民主所具有的优势，自下而上的改革方向，风险低、渐进式推进民主的方式被寄予深厚的改革期望，而在地方政府如火如荼的改革现实中，需要重视从地区到村居层级扩大的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和广泛的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关键词：基层协商民主；政府创新；改革

协商民主是一种以公民为参与主体，以公共利益为取向，通过对话和讨论等公共协商方式达成共识并制定公共政策的民主治理形式（李雪萍，2016）。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公民的广泛参与、理性协商和注重决策，这也是协商民主相对于“选举民主”而言的优势。民主化不仅要关注是否有定期举行的公正的选举，同时还应该关注选举之外的东西——治理。选举关注的是权力来源问题，治理关注的是权力运行问题。与治理民主相对应的民主形式即协商民主。选举民主仅停留在权力运行的开端，即把权力交给谁，协商民主则把民主延伸到权力运行过程，公共决策只有有效地吸纳民意，才能保证政策的公平正义，进而实现治理的民主。除了干预权力的运行阶段不同，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区别还在于：选举民主按照多数人的偏好形成决策，容易造成多数人暴政和输赢对抗，协商民主则期望通过理性讨论来消除分歧达成更多数人的共识。

一、基层协商民主被赋予的改革期望

协商民主，在独特的中国发展背景中被寄予了厚望。中国期望通过民主、法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其核心是权力运行体系的现代化。但是，中国不能重蹈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覆辙，必须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渐进式的民主化道路。第三波民主化失败的国家掉入民主陷阱的根本原因在于把民主简单等同为选举，选举主义的弊端在于忽略了法治化、制度化前提、公民文化和素质等配套设施，忽略了利益集团的牵制、经济社会结构的均衡、地缘政治环境、宗教文化等潜在风险因素。自由民主很容易因其“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造成分裂和对立。坦白说，中国在上述问题上，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应该走治理驱动的道路而不是选举驱动的道路，即通过民主的治理，通过解决老百姓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地完善广泛多层的法治和制度化体系建设，在民主的实践中培养公民的民主文化和民主素质，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弥合裂缝，不断地积累实质性民主的量，而最终会实现质变。强调协商民主并不意味着中国对选举民主的忽视，习近平也一再强调“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齐头并进，是中国民主化道路的特色之一。《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协商民主的战略布局描述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随后，《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给出了更为明确的顶层设计，时隔48年，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高规格、高标准的复办，为全社会做出了顶层示范，从此，协商民主开始了从政党到基层的生机勃勃的实践。

从中国改革内部看，协商民主对于推动权力结构的改造也具有久久为功的深远意义。首先，从社会结构上看，社会治理现代化要重塑社会结构的底层格局，翻转改革开放以来底层社会一盘散沙、虚弱无力的状态，破解大政府小社会的不平衡结构，促使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角结构走向均衡，让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让社会配置公共资源，让政府实现职能转型。其次，从政府内部看，化解中央和地方集权分权矛盾的最终方向，还需要基层的介入，当基层变成铁板一块，能够有序承接政府转移的权力和资源，就实现了以基层民主制衡基层政府的目的，从而上级政府也能够有地序下沉权力和资源，最终破解“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矛盾。第三，民主是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公民需要具有较强的权利义务责任感、广泛参与、对民主的深层次认同、理性谈判协商能力、组织化生活等诸多素质，才能保障权力不流于形式、不会演变成为拉票贿选和派系斗争，公民教育完全可以在协商民主的实践中完成。

《意见》中对协商民主的官方定义为：“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内部各方面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开展广泛协商，努力达成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和中性的学术定义相比，官方明显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作用（也只能依靠上层的推动）。同时，习近平强调“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因此，这是一场由顶层设计和启动的，旨在开启一场自下而上的、将改革风险限制到最低的、深刻的政治改革，这是继改革开放对市场实行自由化改革之后，对社会领域实行的自由化改革，与之相辅相成，同时也是政治的现代化改革。这样的改革设计，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基层协商民主的改革现实

由学者俞可平领衔、由学术机构颁发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