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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技术的参与型青少年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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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辉林鸿潮

摘要：参与和实践是塑造公民法治素养的首要手段。全球很多国家都将参与型教学作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主要抓手，使学校法治教育与公共法治实践和学生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在内的多种信息手段给青少年法治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扩展并创新了青少年法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通过经验学习和借鉴，该文提出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多元技术支持的参与型教学，可以弥补单纯灌输式教学的不足，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法治行为能力和实践能力。

关键词：教育信息技术;青少年法治教育;参与型教学

：G434：A

法治理想的实现仰赖公民的法治实践，只有一代又一代具有法治意识和素养的公民行动才能铸成中华民族的法治之魂。自2016年《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颁布以来，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全面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并得以迅速发展。但由于我国青少年法治教育起步较晚，涉及教育对象和层次复杂，教育资源和手段有限，操作过程中仍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法治教育的输出方式仍以灌输式为主，青少年的实践性、互动性不足，导致法治教育停留在简单的知识教授和普法的层面，无法形成内化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而法治既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最终要转化为公民的法治实践能力。“法律以塑造好公民和正义的公民为目的……，法律为共同生活提供了一種教育，正是共同生活孕育了指向他人的包容性德性，在此意义上，正义并非德性之一端，而是德性之整体”。而公共精神、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的涵养最有效的方式即是公共参与。通过公共参与，方能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交互性视角理解公共事务中的公共利益衡量，才能学会如何以权利和义务话语作为对话方式最终达成公共理性。基于权利逻辑的公共理性不仅仅是对规则的服从，而在于成为反思和修正的力量，从而推动社会走向进步。公共参与是法治精神启蒙的最佳渠道。在青少年法治意识形成和思维培养过程中，仅仅靠灌输式的“记忆”模式所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短期的、表层的。只有通过更多的参与型、互动式教育教学模式，创造更多的实践参与机会，将规则形成的民主过程、纠纷解决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衡量和尊重规则的公共意义与公共法治实践和他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法治教育才能真正种下会发芽的种子。

一、参与型、实践性教育模式作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首要手段

（一）面向公共法治实践的教育

“一切形式的公民文化培育或者教育都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形式的政治技能的培育或训练——包含着政治认知技能、政治参与技能和政治批判技能”。鉴于公民教育与法治精神的最佳启蒙方式即为实践参与，举凡各主要国家法治教育的经验中，往往都包含参与型法治教育的强调和具体举措。

美国1978年颁布《法治教育法案》（Law-relatedEducationActof1978），注重宪法教育和权利教育，在教学方式上注重学生的互动性参与，通过组织模拟法庭、模拟议会辩论、小组讨论、模拟总统竞选等形式提升实践效果。学校将参与过程向社会开放，引入法官、律师、警察等法务工作者参与教学，提升场景效应，增强教育效果，注重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理性论辩的能力。

法国在参与型法治教育方面，注重培养未来公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少年议员日”活动就是生动的一例。在每年的“少年议员日”，各参与学校的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选举产生一位“议员”。该“议员”将有机会在第二年的“少年议员日”携法律草案代表“选民”赴巴黎国民议会大厦开会。为此，在当选后一年的时间里，“议员”要带领同学学习法律条文，并讨论起草法律草案文本。通过联通青少年的法治课堂与最高立法机构的立法过程，也将青少年的民主意识连接到了真实的国家政治生活之中，从而唤起了公民意识的清晰概念。

日本的法治教育参与型实践是全方位精细化的，常常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适宜的审判，在旁听前既需要进行背景介绍，如解析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社会危害，庭审之后还要在辅导老师的指导下组织案件讨论会、辩论赛、演讲会或者开展类似案件的模拟法庭，帮助学生全方位内化所看到的庭审实践。而日本的《社会教育法》则为各级各类公共法务部门设置了向学生提供教育资源和服务的义务，从而使法治社会实践得以广泛开展。这一围绕庭审旁听所展开的一系列教育活动成为未来陪审员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日本2004年颁布了《关于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的法律》，恢复了1943年废止的陪审员制度。而陪审员制度的恢复需要广泛的民众参与，需要保证国民具有担任陪审员的基本素质，因此需要在学校教育中充实有关司法的学习机会。围绕庭审所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将学校法治教学与法治社会实践直接关联起来，经由此种深入全面的指导性参与过程，不仅有助于提升公民陪审的参与度，而且提供了具体的参与式学习体验。

（二）联系生活实践的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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