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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的社会学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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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月月

一、引言

对于课程的社会学内涵，伯恩斯坦曾提出“课程的选择、分类以及向学生传递的方式，皆反映了社会内部权力分配及文化传递的结构及其变动”。[1]语文作为母语学科，其政治色彩与价值承载都是其他人文学科所无法比及的。因此语文课程改革与思想文化一样，都带有社会性色彩。自21世纪初我国推进基础教育语文课程改革以来，这场改革除了对语文课程的基本范式进行了全局性创新，还存在着不同群体所代表的权力与观点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彼此相互制约并不断协商。

二、教育文本制定——理想课程的协商

教育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受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制约。只有那些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教育理想，才能指导并建设推动时代发展的新教育。纵观语文课程改革历史，无不体现着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的需要。而一门课程的诞生，往往需要学科专家和社会大众共同协商，满足理论、学生和社会三方面的需求，并在实践中不断被检验与反思，最后才能成为“法定课程”。

（一）社会政治的考量和权衡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融合已成趋势。在探讨如何处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我国学者曾发出“教育民族化与多样化应在本土教育与国际教育具有充分沟通能力的基础上，更加突出民族特色与文化个性”等倡议。[2]许多国家都意识到了母语学科在教育民族化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母语学科的权力协商和利益角逐日益凸显。以英国为例，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面对学生母语成绩下滑，英国掀起了一场语言意识运动，“许多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工作者希望借助提高学生语言意识，进而促进母语学习质量的提高。”[3]进入21世纪，为摆脱全球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英国开始关注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但国内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却日益加剧。在国家利益的驱动下，加之国际测评和国际课程改革浪潮的双重推动，英国在2014年发起国家课程改革运动，并制定了国家课程标准。这份标准规定“英语、数学和科学是核心科目”，“英语国家课程的设置目标是为学生成长为‘有教养的公民（educatedcitizens）提供必备的基本知识”。而21世纪初的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最初是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对人才需求变化与传统课程固化之间的矛盾作出应对。究其根源，最终目的是将教育作为振兴国家的重要力量，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基础教育质量，从而培养新时代所需的人才。于是，作为“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语文学科广受关注，被人们寄予厚望。

（二）学科观点的差异与商榷

课程改革的基础是本体论，重建本体论基础是语文课程改革的前提条件。[4]20世纪80年代末英国全国课程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组起草的大纲报告中较为详细地展示了公众不同的英语课程价值观，如：（1）“个人发展观”立足于学生，强调英语学科在儿童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学科交叉观”提出英语课程的特殊性在于其既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又是其他学科传授知识的工具;（3）“成人需要观”认为英语在适应成人社会需要中发挥作用;（4）“文化遗产观”主张英语课程引导学生欣赏传统文化遗产;（5）“文化分析观”认为英语课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养成批判意识从而认识自身所处的世界与周围环境。[5]纵观现代语文教育百年历史，所有问题都是围绕“本体论”问题展开，而“语文是什么”也一直被争论与探讨。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都曾先后提出“语文是工具”，此处的“语文”根据上下文可知为语言文字，但“语言文字是工具”到底是什么意思却并不明确，只是用另一个相关概念的比喻句绕开了语文课程的本体论问题。还有学者指出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文化概念过于广泛，课程作为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都属于文化，这一说法看似全面，实则模糊了语文与其他课程的界限，未能体现语文学科特色。为弥补前两种观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01年版）》规定“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虽然综合了前两种观点，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二者如何统一？这些问题尚未解答。针对一些学者的批评，温儒敏指出：语文课程改革遇到的问题要“从长计议”，而不能操之过急;“双基问题并不过时”等;语文学科强调人文性具有其时代意义，但不能就此单纯理解为“突出人文性就是淡化工具性”。[6]

（三）学术观点的争论与探讨

关于语文课程的争论，宏观层面有著名的“钟王之争”，我国语文教育内部观点也有分歧，其中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历经几次调整，皆意味着语文课程和教学观的转变，适应了教育改革的时代和国际要求。教育部2001年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其中课程目標根据“知识与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知识与能力”目标要求语文教学应培养现代公民应具有的基本的语文知识和语言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