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亡意象看《末代紧皮手》中恒常与无常的乡村世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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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死亡意象看《末代紧皮手》中恒常与无常的乡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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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笔者试图从书中的一系列死亡意象来展开讨论。李学辉新作《末代紧皮手》在二零一零年春天的出版。恒常的乡村世界与无常的乡村世界的冲突。

论文关键词：死亡意象，《末代紧皮手》，乡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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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辉新作《末代紧皮手》在二零一零年春天的出版，是一件让人感到温馨的事情，作为甘肃文坛的收获之一，这本小说所塑造的余土地这个形象，是以往文学作品中未曾出现过的，而作为紧皮手这种亦神亦人的职业及紧皮这种民俗现象，又使人联系到现代化进程中“当下”农村所发生的巨变。《末代紧皮手》在叙述风格和语言选择上都呈现出明显的西部特征，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在向我们讲述一件西部过去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凉州巴子营的西部故事，作者的思考无形中已穿过这种地域的限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思考历史、文化、人性和人生的问题。恒常的乡村世界与无常的乡村世界的冲突，这是我对这部作品的整体把握，笔者试图从书中的一系列死亡意象来展开讨论。之所以不说是一个个死亡事件，而要说成意象，因为在作品结构中这些“死亡”本身具有其全部的复杂性，它不是简单的肉体生命的终结，而具有充当叙述和揭示作品意蕴的作用。

“死亡”在《末代紧皮手》中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事件，在凉州的巴子营，死亡本来就是普通人一生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然而透过作品中这一系列的“死亡”意象，一种恒常与无常的变奏却清晰可见人文历史论文人文历史论文，令我们久久难以忘记。

1.何立民之死

远处边地的凉州，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是无法和江西、陕北等地相提并论的，革命究竟如何影响了这块地方，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考古和梳理的过程。作为革命者的何立民的死是孤独的，和他同时被枪决的是一个“拉坏了马师长的一只虎（马师长好写“虎”字，用大笔，让卫兵拉笔，成则有赏，败则枪毙）”的兵丁，一个就是穿制服的共产党员何立民。在民国三十六年已过（1948）的凉州，一个革命者，在大街上被枪决，然后割头示众，人们和革命者的关系泾渭分明，一个共产党员在1948年的秋天为他的信仰光荣献身，“太阳落山了，两个警察骂骂咧咧了一阵”，人们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在柴米油盐中继续。即使作为妻子，王秋艳也不知道丈夫是一名共产党员；若不是出于“何立民是个好人”的朴素思想，作为紧皮手的余土地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偷何立民的尸体，何立民能够完尸归葬，与其说是一位革命者努力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农耕文化中那点乡土之情促使余土地所作所为的结果。革命是变，革命者是变，都是要对恒常的、落后的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发动改变和摧毁，但是在古凉州城，1948年的秋天，一个革命者却在寂寞中就义，也许何立民当时并不是寂寞的，作为后来者，我却选择了“寂寞”这个词语，我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恒常与无常的感喟，这使我们已经习惯了革命叙事文学作品的阅读习惯在这里不由得不适应起来。《末代紧皮手》不是一部革命叙事的作品，但它在遇到如何处理类似题材的过程中，坚持了一种唯物的、辩证的态度。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地域与革命叙事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研究意义的领域论文格式发表论文。

顺便补充一句，地主何三爷，“一个叫巴子营的地方”唯一的地主，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自杀后，革命群众从他家院墙中挖出的，不是反攻倒算的变天帐人文历史论文人文历史论文，却是当年西路军入凉州时李先念借粮的借条及解放军入疆时他捐粮的收据。一个曾经在民国三十七年尚不完全明白革命为何物的凉州城外的巴子营，一个乡下土财主此前及此后做过两件支援革命的举动是他的觉悟，还是他农民式的自保思维使之然？这样的故事应该怎样讲述，它的方式显然不同于《白鹿原》、《最后一个匈奴》中那样的方式来讲述革命和革命背后的故事，因为地域所限，因为人生中和革命过程中太多的变数所限，在地主何三爷身上，我们甚至分不清应该将他归为对革命有功的人士还是革命对象。我常常想，我们应该讲一个泾渭分明的简单的革命故事，还是讲一个复杂的革命故事，这其中的恒常与无常该如何区分？

2.民兵连长之死

民兵连长的死亡在《末代紧皮手》中有几分荒诞和不可预料。他是在灭四害的过程中，在某一天的某处地方，被成群的麻雀所击伤而死，死后血肉模糊。这件事本身有一定的讽刺和魔幻意味，但这魔幻不是外来的，不是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的传统，而是乡土中国的、民间的、非人的力量。比如《白鹿原》中那些鬼魂出现的场景，《最后一个匈奴》中“招魂”、“领牲”现象，以及《末代紧皮手》中余土地洗天澡的北城落雪而南城无雪、泥头碑等，这是乡土中国农耕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凡是长年在乡土中国生活的人，一定会有这种生活经验。这种魔幻性质的事件的出现不应简单归之为一种迷信的东西，或者国外小说技巧的引进。在乡土中国，人们不仅畏君权，也畏鬼神，畏自然。而这种恒常的乡村秩序却在解放后无常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