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信贷与制造业升级的非线性关系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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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信贷与制造业升级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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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全球2001-2017年91个国家的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公共部门信贷与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共部门信贷规模与制造业升级存在倒U型关系，当公共部门信贷规模占GDP的比值较低时，其规模的增长有助于制造业升级;当公共部门信贷规模超过该临界值时，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共部门信贷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因一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国家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公共部门信贷通过提升国家创新水平和互联网发展进而促进制造业升级。充分认识公共部门利用信贷资源推动制造业升级的能力局限性以及作用路径，对完善信贷政策、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水平具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公共部门信贷?制造业升级?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中介效应

一、引言

制造业是富民强国之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时约四十年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跨越，几乎在所有制造业领域中成为世界第一——产量第一，加工能力第一，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向松祚，2020）。然而，全球制造产业链紧密交织，人口的增减与技术的进步影响了劳动成本与生产率，各国资本逐渐积累，市场和制度不断优化，资源要素与竞争优势悄然变幻，全球制造业格局面临重构。人口红利消失、制造业转移与小国竞争等客观压力，协同中国经济自身发展需求，驱动了中国制造走向转型之路。中国要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

实际上，中国早在“十二五”规划中就提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目标;2015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2020）再次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放眼全球，发展领先的发达国家也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和《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的《工业4.0愿景2030》，英国的《英国制造业2050》，?以及日本的《日本制造业白皮书》。

为了达成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往往需要国有企业

本文的公共部门主要包括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参与（王跃堂等，2010）。从国内外经验来看，最早实现国有化的都是那些耗资多、回收慢的基础性产业，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国有经济在电子、原子能、航天、海洋开发、信息高速公路等高科技产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邱国栋，1996）。政府干预下政治目标与企业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可能违背公司价值最大化原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常会依靠优惠的贷款利率和偿还条件等银行信贷手段对国有企业进行救助（李广众，2001;Cull，Xu，2003;王蓓，2013），即使在信贷补贴较少的国家，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天然联系也赋予其信贷资金融入的所有制优势。然而，在学术研究中，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也已成为国内外共识（刘小玄，2000;Megginson??Netter，2001;Djankov??Murrell，2002）。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向国有企业投放信贷资金规模的增加，不仅可能降低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还会对民营企业造成信贷挤占，降低配置效率。因此，在促进制造业升级的阶段性目标下，公共部门信贷规模是否存在“过犹不及”效应，成为本文最核心的问题。

围绕上述疑问，本文基于全球91个国家2001-2017年的面板数据，从结构与规模两个层面实证检验了公共部门信贷规模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部门信贷规模对制造业升级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在临界点内，公共部门信贷规模越大，制造业发展水平越高;超出这个临界点后，公共部门信贷规模的增加会降低制造业发展水平。异质性研究表明，服務业发展水平以及一国收入水平对该种倒U型影响均存在调节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公共部门信贷通过提高一国创新水平和互联网发展水平促进了制造业升级。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数据上，利用全球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更具有一般性。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既各具特色，又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中国经济在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中，应及时总结国内外经验，动态调整信贷规模对经济影响的认知，以制定合理的信贷政策。二是研究内容上，从多重角度分析了公共部门信贷规模与制造业发展水平之间非线性关系存在的机制，深化了公共部门信贷对制造业升级效应的认识;剖析了公共部门信贷与制造业升级关系之间的作用路径。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相对于制造业升级，国内外研究对产业升级的内涵阐释较多，较多讨论围绕产业升级是否指代，或包括产业内升级（产业深化）（姜泽华和白艳，2006）与产业间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结构优化）（高燕，2000）展开。产业内升级是指一个产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