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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西晋商业的发展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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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晋王朝，从其立国至灭亡，仅仅五十年，所以，关于这一时期商业发展情况的材料十分稀缺。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至今无专文论述这一时期的商业。本文试图从零碎的材料勾勒出这一时期商业的发展状况，分析、归纳出其商业发展、变化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新特点。

太康元年（公元２８０年），西晋平吴以后，汉末以来军阀混战、三足鼎立的局面终于成为历史。封建国家开始了近百年地方势力分权以后中央集仅的重建。在这个重建过程中，政治措施固然是主要的，但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措施既是保证政治措施实施的条件，又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直接动力，故在探讨商业的发展时，对其作用不容忽视！

西晋政权所采取的发展社会经济措施的内容很广，除了颁布占田课田制，规定封建编户齐民对土地的占有量和官府的赋税征收标准外，政府还先后采取措施阻止正在日益发展的人身依附的加强，如下令废止民屯，使屯田民著籍州县，成为政府所控制的人口，“诏禁募客”，明令“豪势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１）］在这些政策和法令下，许多农民不仅免除了徭役之苦，获得了一定的生活资料，而且无地、少地的农民有可能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战乱时期的流民大大减少。在此基础上，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２）］的繁荣景象。农业经济的恢复，给其它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当时“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是有天下无穷人之谚。”［（３）］正是在这种太平盛世之下，西晋的商业在三国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正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伴随着政治上的重归统一和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商品货币经济的回升表现得相当显著。”［（４）］

马克思曾说过：“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象伊壁鸠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象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５）］商品经济具有顽强的渗透力、极大的活跃性。所谓利之所在，商人“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６）］西晋统一以后，很快就出现了“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末作不可禁也”的情况，统治者不得不在泰始五年申戒郡国计吏、守相令长等“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７）］面对较曹魏稍有起色的商业，统治者惊慌了，赶忙勒令地方官吏以农业为本，驱商贾于农。试想：如果不是商业发展了，何以要采取禁商措施呢？从该诏令的内容来看，反映出西晋商业发展以后，全社会很快就产生了一股弃本逐末的风气，并且影响到了农业生产。在这股逐末之风的影响下，自上而下，各个阶层都有人参预和直接从事商业活动。

当时的贯族官僚，从乱世的惊吓中得到喘息以后，惶惶不安的心理迅速转变为对财富的追逐。上自皇帝，下至百官，多经商致富。把《晋书》卷５３《愍怀太子遹传》载：“（）于宫中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两，轻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园卖葵菜、篮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宫中成了商业市场，皇子成了商人。义阳成王司马望之子司马奇，“亦好畜聚，不知纪极，遣三部使到交广商货，为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诏贬为三纵亭侯。”［（８）］西晋平吴之后，皇室宗教立即就参预商业活动，把商业的活动区域伸展到了交广等边远地区。竟陵王司马楙，“遂殖财货，奢僭逾制”［（９）］。把经商所得作为奢侈挥霍之资。著名文学家陆云为吴王司马晏郎中令，司马晏派部将覆察诸官钱帛，陆云劝谏说：“伏见令书，以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使徐泰等覆校诸官市买钱帛簿。”［（１０）］吴王司马晏的部下都有从事“市买钱帛”的簿册，足见吴王的属吏都与商业相干且有相当的规模和时间。石崇任荆州刺史时，干脆派人抢劫商旅，以此作为致富手段［（１１）］。此类例子，反映了官僚经商的普遍性。

官僚们竞相经商，百姓们也就不会袖手旁观。《晋书》卷４９《阮籍传》云：“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这是专门在乡间卖酒的女商人。庾峻的父亲庾道：“养志不仕。牛马有踶齧者，恐伤人，不货于市。”［（１２）］看来庾道是个专门放养商品牛马的商人。《晋书》卷７２《葛洪传》云：“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则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葛洪少时虽不是象商人那样通过伐薪来获取利益，但他的行为具有商人的某些特征，至少反映当时民间存在商业活动。后来十六国时期的风云人物石勒，在晋末“随邑人行贩洛阳”［（１３）］，说明石勒的家乡上党有不少人从事长途贩运。民间个体的商业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例子不独石勒及其邑人，而且还有南北间和中外之间的商业活动。前者如蜀地一妇人，见当时北方尚无饮茶之俗，便变通茶之用法，卖茶粥于洛阳南市，企图获取大利，结果事与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