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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看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失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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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失语症”是一个神经病理学的术语，是指位于左大脑第三额回的语言发动神经中枢受损而导致的语言机能的丧失。该术语最初是由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于1996年提出。曹教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这一说法时，正是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开始风靡的时候，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后殖民主义的烙印。

关键词：曹顺庆，失语症，后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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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语

“失语症”是一个神经病理学的术语，是指位于左大脑第三额回的语言发动神经中枢受损而导致的语言机能的丧失。该术语被转用到文论研究中则是一种隐喻的用法，其核心观点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在借用西方的话语说话，离开了西方的话语，中国的学者就不会说话了。该术语最初是由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于1996年提出。他在《文化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一种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曹顺庆：1996）。时隔近十年后，他又在《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一文中指出，“失语症”的提出只是一个策略性的口号，旨在警醒学术界，不要老是只追随西方话语，忽视了本土理论的创新，从而失去了自己的理论话语（曹顺庆：2005）。近十年之隔，曹教授重提“失语症”说明了这十年里中国文艺界的创新理论仍是寥寥无几。许多学者对这一口号叱之不已，认为大有“大汉族主义”之嫌。无独有偶，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刘宓庆曾提出中国人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味把西方学术当作“洋图腾”（Westerntotem），中国的翻译应该有自己的理论，要有“中国特色”，（刘宓庆，2003），之后就被群起而攻之，被扣上了“大汉族主义”的帽子。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界包括翻译界对西方学术的崇拜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凡是提出要有“中国自己”的一些东西的学者，必会被扣上“大汉族主义”的帽子。无可否认，“失语症”这一说法的确有些偏激，中国学术界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原创理论的，但相对于西方理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而已，中国本土理论仍处于边缘地位，而西方理论则处于中心地位。“失语症”这一说法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尴尬境地。曹教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这一说法时，正是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开始风靡的时候，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后殖民主义的烙印。为此，本文将从后殖民主义的视野来分析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失语症”，以期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一些警醒。

二、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翻译研究的现状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就出现了，但长期以来，尤其在后现代主义风靡欧美时，后殖民主义思潮被压抑到了边缘。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理论学术界逐渐失势并由中心（西方）向边缘（东方和第三世界）转移时，后殖民主义便异军突起，迅速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并越来越成为人们兴趣的中心。后殖民主义旨在考查欧洲帝国殖民地的文化以及这些地区与其它各地之间的关系，其主要代表为巴勒斯坦人后裔爱德华.萨义德、印度人后裔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他们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那里获取一些灵感，记叙了这种从帝国内部进行的解构；从德里达那里获取了解构主义的理论与阅读策略，对一些描写殖民地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阅读和评价，从而对以往既定的经典文学精心重构；从巴赫金那里获取对话诗学，并以音乐中的对位方式在第一世界内部奏起一种不和谐音，从而充当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少数人”的话语发出者；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锋芒则在于从葛兰西那里获取了霸权的概念，从福柯那里提取了权利和知识的写作，以后殖民地批评家或第三世界批评家对帝国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进行抨击，揭露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文化霸权的实质，探讨东西方之间由对抗到对话的新型关系。

在后殖民主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中，爱德华.萨义德无疑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他的《东方学》被公认为是后殖民主义成熟的标志。在这本著作中，萨义德根据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揭露了处于强势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被制约、施与与接受的关系。

这种后殖民主义的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同样可见于中国的翻译研究。中国的翻译研究曾经百花开放，辉煌一时。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林语堂的“五美”，郭沫若的创作论，朱光潜的艺术论，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无不对当今中国的翻译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可如今放眼望去，中国翻译研究的本土理论一片荒芜，偶尔也有一些翻译家提出自己的翻译理论，如许渊冲的“知之、乐之与好之”，可相对于西方翻译理论的茂盛，这些本土理论只能退居于其次。因而，当今的中国翻译研究出现了这样的“失语”局面：对西方理论顶礼膜拜，无自己的理论创新，有理论创新的却只能被压抑在边缘，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