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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毛泽东抗战军事理论与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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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毛泽东抗战军事理论与抗战胜利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的科学军事理论，对于弱国战胜强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

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快速进入工业社会。由于日本属于资源匮乏的岛国，于是通过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来攫取资源成为日本近代以来的基本国策。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全面开战，这是一场很不对称的战争。中日两国在国家综合实力、军事力量包括武器装备水平、战争动员、军队体制、战场组织、士兵训练等方面差距很大，敌强我弱明显。抗战初期，作为执掌国家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积极抗日，组织了太原、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粉碎了日本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及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终致大片国土沦丧。与此同时，地处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谨守承诺，改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陆续进入山西抗日前线，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

1938年3月，山西境内的大中城市及铁路和公路要道被日军占领，这标志着在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抵抗基本结束。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撤退了，日伪政权尚未巩固，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都处于空白状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战略机会，命令八路军深入敌后填补空白，先是占据太行山区、五台山区，然后向华北平原和山东进军。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冀中、山东等抗日敌后根据地陆续建立起来，这些地方逐步进入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时期。毛泽东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23

战争时期军事战略战术的筹划，首先要知己知彼，保持头脑清醒，制定出扬长避短的正确策略。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军一直处于弱势一方，面对强敌，不可能采用常规作战方式，必需独辟蹊径。事实上，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毛泽东在以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并有效的军事战略战术理论。因此，面对抗战初期的严峻现实，毛泽东延续了他一贯的务实作风。在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他着重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中日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并提出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的红军战略方针，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毛泽东从当时客观形势出发，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队;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做出的正确战略决策。

但在洛川会议上，党内有些人仍主张打运动战抵触游击战。他们认为，既然在内战时期红军都能成建制地消灭国民党军队，现在是全民族一致对外，群众基础和外部环境都要比内战时期好得多，打几场大胜仗，才会提高共产党军队的威信、提振全国人民抗战信心。与此同时，全面抗战开始后关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国内出现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极端论调。面对这些党内外分歧，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战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智慧，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论著。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并由此基本特点预测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这个过程，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三个阶段中，他着重分析了相持阶段，认为这个阶段最艰苦、时间最长，但是只要我们坚韧努力，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根本变化，因此它是持久抗战胜利的关键。在相持阶段，游击战将成为我方主要的作战形式，而运动战和阵地战是辅助形式。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由上我们得知毛泽东是在说：由于敌强我弱，战争初期，我们丢失国土、打败仗不可避免;我们要首先保存自己，才能最终消灭敌人。但是，由于敌小我大，日军深入中国内地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他们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