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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民法法典化与近代化的政治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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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民法近代化，是以法典化的形式完成的。《日本民法典》乃是亚洲第一部民法典，虽然在世界法制史上其创新性、革命性在世界范围的影响远不及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但在亚洲却有先声夺人的地位，客观上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诸国实现民法的法典化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作为一个毫无民法传统的亚洲国家，要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民法的法典化和近代化，除了向西方学习之外，几乎别无其它选择。在日本法制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前，世界法制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了欧陆模式和英美模式两种，日本民法的法典化与近代化正是向欧陆国家学习的结果。可以说，日本是大陆法系在欧洲大陆以外最有代表性的国家。

仓使节团一方面认同英国的工商立国模式，也同意美国的教育普及模式；另一方面，对于政治体制，还没有真正树立起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的出身于武士阶级的使节团成员，面对欧美各不相同的政治体制，他们认为德国比英美法更有参考价值。之所以德国政治体制吸引住使节团，原因大致有：其一，普鲁士刚刚通过普法战争战胜了相对更为发达的法国，这对刚刚为改正条约而与美英交涉失败、迫切希望摆脱列强控制的日本来说，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同时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对使节团热情招待，并大力鼓吹发展军事，用武力维护国家尊严的思想，也深深影响了他们。使节团成员久米邦武写道：“德国以通商增其武力，其武力虽在国外并不甚显，但已以此为国是。此点反而与我日本酷似。研究此国之政治风俗，比研究英国之事情得益尤多。”其二，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由官僚专政的中央集权国家，既没有动摇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又能够保证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僚们大刀阔斧的推行他们的政治策略。其三，在当时的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乃是一个后发的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家，其发展程度与日本非常相似，这一点也是使节团感兴趣的，因为要日本立刻就去向英、美、法这些发达国家学习，差距太大，正如木户孝允所说：“英美法等国（比日本）先进几倍，（日本想模仿）也是无法赶上的。”法国刚刚发生推翻第二帝国的革命建立民主政治，这显然让使节们不安，被认为不符合日本国情，英国的君主立宪也不能满足日本的需要，所谓使节团认为均不足以效仿。经过权衡之后，岩仓使节团认定德国的集权政治体制最符合日本的实际。负责考察政法的木户孝允说：“尤当取者，以普国为最”。以后在立宪过程中作为负责起草工作的法制官僚最高首领井上毅也十分倾倒于普鲁士，事实上，他关于法律、宪法的知识都来自于德国专家。1880年3月，他详细阐述了把普鲁士宪法推荐为日本应该学习的宪法的主张：“普鲁士于1850年颁布之国家宪法乃政府创立之初，即给与人民并获得人民同意之宪法，此与其他各国内乱之后，人民逼迫，向政府要求之宪法不可同日而语也。现今之日，德国政府与国会之间互相扶持，因而富强之果得冠欧洲之首，此亦其建国政体不失其宜之故也。”而当时的德国不过是一个由容克贵族地主把持的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受到一些资产阶级影响而用议会粉饰门面，按官僚制度建立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国家。因此，岩仓使节团把德国的集权主义宪法体制引进了日本，同日本固有的天皇制嫁接建立起集权主义政治体制，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天皇专制主义统治。

也于他们有利。因此，1898年的日本明治民法典就是一个结合了若干近代民法理论和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的财产法和封建主义的人身家族法相混合的民法典。

论：所谓延期派的胜利，实际上是绝对主义国家思想对自由民权运动的胜利，是天皇专制镇压民主思潮的胜利。旧民法典被延期，标志着启蒙思想在日本的失败。其次，在这场斗争中，政治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学者筱塚昭次指出，日本旧民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这是对当时日本上层社会的一个冲击，因为当时大多数议员都是多妻者，仅此一点，议会就不可能通过这个法典，这一说法虽然偏激，却道出了事情的实质。不仅如此，主导日本政治生活的主张学习德国宪政体制的大官僚伊藤博文、井上馨、井上毅等人此时已经稳固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当发现旧民法并不符合他们的政治主张时，便断然让尽速出台民法典的愿望让位于保证绝对主义政治模式的需要，他们也站在延期派一边反对旧民法的实施。因此，带着民主主义色彩的旧民法典遭到政府和议会一致的反对便理所当然了。最后，双方还通过组织支持自己观点的议员在议会内部通过论战以获得支持，可见法典论争的双方也有动用政治力量为自己张目的心态。这样，在一八九二年的日本帝国议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民法商法延期案。从以上各点，我们不难得出结论，这场论争中延期派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学术的胜利，也不是英美法的胜利，而是绝对主义政治家的胜利、也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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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