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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权法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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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普遍奉行的基本原则之一。《物权法》第5条表明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最终确立。一方面，物权法定有利于保障交易安全，促进物的经济效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物权法定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阻碍新物权产生。基于此，20世纪以来，物权法定原则饱受质疑，国内外学者提出各种缓和对策。然而，我国并未采取相应缓和措施克服其僵硬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基本认知

物权法定原则是物权法构造重要基柱之一，源于罗马法，其后为继受罗马法之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所采用，[1]主要有以下两种立法模式：其一，在物权法中明文规定。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韩国。其二，虽无明文规定，但解释上均认为有此原则之适用。如瑞士、奥地利、德国等国民法。[1]我国属于第一种立法模式。通说认为，物权法定的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物权种类法定，当事人不得创设法律所不认可的新类型的物权，学说称为“类型强制”；二是物权内容法定，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原则内容相悖的物权，学说称为“类型固定”。[2]种类法定和内容法定缺一不可，且内容法定为种类法定的前提。若当事人虽然按照法定的物权种类设定物权，但其内容与法律规定相悖时，这些“物权”根本不能发生物权法上的效果。[3]在我国，通说认为“法律”指狭义的法律，不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发布的决定、命令，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发布的规章、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颁布的地方规章等。

在债法领域，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普遍采取契约自由原则，而在物权法领域，则采取物权法定原则。因此，有必要进行分析。第一，物权的绝对性。[4]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物权具有对世的效力，若允许自由创设，将有害公益；第二，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物权与一国的社会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自由创设物权将妨碍所有权自由。以法律明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建立物权类型体系，有助于发挥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4]第三，保障完全的合同自由。基于物权法定，预先确定作为交易标的的对物的支配权的内容，能避免强行法对私的交易秩序的介入，有利于保障合同自由。若不采取物权法定主义，为防止于一物之上任意创设数个物权，则对单个的合同从外部加以控制将成为不可避免，势必损害合同自由。[2]第四，便于物权之公示，确保交易之安全与迅速。物权是支配权，对第三人权益影响甚大，因此要将物权公示。此外，将物权的种类和内容公示，可以避免对交易客体进行繁复调查，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1]第五，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基于上述理由，我国应该坚持物权法定原则，否则会导致法律秩序与交易秩序的极大混乱。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弊端及其缓和对策分析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弊端

随着社会的发展，物权法定原则的弊端也展露无遗。物权法定过于僵化，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正如梅因所说：“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前面的。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势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所谈到的社会是进步的。”[5]然而，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是法律价值中一对永恒的矛盾，成文法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是其永远无法消解的内在缺陷，不能因为物权法定原则不能满足法律的灵活性要求就放弃物权法定。[3]物权法定的弊端是追求法律稳定性不可避免的代价。若放弃物权法定原则，尤其是在成文法国家，势必会引起法律秩序的混乱，不利于交易安全与便捷。

（二）物权法定原则缓和对策分析

在最初的物权法草案中，物权法定原则当然地写入草案条文，即“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本法或其他法律规定。”然而，由于其局限性，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提出质疑。因而，2006年8月公布的《物权法》（草案）第五次审议稿第3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视为物权。”第六次审议稿继续沿用第五次审议稿的规定，同时也引起了学者广泛质疑。梁慧星认为该规定将导致“物权法定原则”变为“物权自由原则”，相当于允许当事人创设新的物权类型和改变原有物权内容。梁慧星指出，“视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法律概念，是由法律直接作出的不允许推翻的“认定”，无任何救济途径。因此，“视为”仅适用于“事实”的认定，而不适用于“权利”和“法律行为”的认定。[6]其次，什么是“物权特征”以及谁来认定是否符合“物权特征”都是没有统一标准的。该项规定可能会使物权范围无限扩大，使物权法定的规定流于形式。此外，若允许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均可直接推定，在法官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的现实下，势必会导致物权法定难以落实，极易损害第三人的利益以及国家交易秩序。[7]值得庆幸的是，2007年正式公布的《物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