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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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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蒋大椿先生批评唯物史观现实合理性的文章。(注：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蒋先生的文章使我们想到，在理论创新的时候能不能突破或允不允许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他们坚决否定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真理。这种否定不仅基于他们关于人类经验的积累无论在量和质方面都微不足道(“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注：马克思恩格斯说了许多有关真理相对性的话语，这里只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上比较典型的一段。))的认识，而且源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存在决定意识(人们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认识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辩证法只承认一切事物的暂时合理性，这是黑格尔最精彩的思想。))，所以过去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神化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原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怀着对老师的过分崇拜而好心办了坏事。当然，在以往的造神活动中，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借神化马克思恩格斯来神化自己。

科学发展史也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因为原理无非是一种运用归纳和演绎方法产生出来的最一般的、基本的认识，是具体人的思维的产物。人的局限性决定了原理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任何原理或规律性认识都不是完美无缺、绝对有效的，任何科学的理论因此都必须是发展的，开放的，否则就变成了宗教。

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理论的发展固然可以体现为对基本原理的不断修补和完善，但更多地却表现为对基本原理的突破上。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人们不会提出坚持或捍卫某种现成的理论，相反却欢迎对现有理论的不断修正，欢迎推翻现有理论的不断尝试。社会科学虽然有它的特殊性，但既然是科学，并且大家都认识到它需要创新，那就应同样欢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超越。

事实上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许多根本性的原则，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空洞的原则是填不饱肚子的，所以原则往往在这里要让位于实践。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哪条原理呢?但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符合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的原理，也符合理论思维必须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

笔者与吴英、庞卓恒先生(注：吴英、庞卓恒：《弘扬历史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一样，并不赞同蒋先生对经典唯物史观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它存在“严重的理论缺陷”，已不能适应现实史学认识的需要，因此“应当超越，必须超越而且可以超越”。笔者认为尽管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当代生活本身仍然可以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内得到很好的解释。换句话说，在当代，它的核心原理与它的一些辅助原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历史认识方法。而且，即使将来人们的社会实践突破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唯物史观被真的超越了，那也如同相对论突破牛顿力学的基本原理、量子论突破相对论的基本原理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被突破的理论并没有被彻底扬弃，牛顿力学对造汽车、飞机仍旧有效，相对论对造原子弹也继续有效，唯物史观将继续得到发展。

笔者同时对吴、庞两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有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传统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创理论体系，而是经苏联人倒手的、受到严重歪曲或误读的理论范式。而笔者认为这一估计有些过头，理由是吴、庞两位先生无论是对苏联理论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还是对我国学人理论修养的评估都有些偏低。

就吴、庞两先生的前一观点而言，笔者倒是与蒋先生一致，即现存唯物史观属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而不属于斯大林或前苏联学者。尽管在斯大林时期，以《联共(布)党史》为代表的苏联版唯物史观，的确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存在生吞活剥和实用主义的缺陷，但我们不应忽略，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学术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逐渐调整了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片面解读之处。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1974年修订版)一书是这种苏联版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其表达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版唯物史观虽不能说纹丝不差，但原则上没有多少出入却是真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补充了原版唯物史观的不足。

至于后一点，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建国后的头些年，我国理论工作者分不清真假唯物史观，跟在苏联老大哥后面虚心地学习还说得过去，因为那时我们的马列理论修养的确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