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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说经部：你总说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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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岁时，孔子最终完毕了十多年周游列国的生涯，回到了鲁国。吾道不行，吾意不用，日月易逝，晚景无多，“孔子亦不求仕”。直到这时，孔子才死了孜孜以求的出仕从政这条心，把有限的精力，用到了对传统文化典籍进展整理的工作上。他删《诗》《书》,定《礼》《乐》,赞《易》道，作《春秋》。孔子人生最终的这五年，是他一生中真正收获的季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影响，主要就是在这五年间奠定的。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司马迁说得很明白：“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史记儒林列传》)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更详细具体地说明白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代学者大都认为六经出于孔子之手，但自宋朝以后，一些学者起先疑心孔子手定六经，近代以来，直截了当地否认这一看法的观点更是盛极一时。但杜维明先生以一种开阔的视野指出：五经代表了人类的经历和人类生活的五个方面，《诗》表达的是艺术观，《礼》表达的是社会观，《春秋》表达的是历史观，《书》表达的是政治观《易》表达的是宇宙观。这也就是说，五经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和构造，这么一个严整的经典体系，不行能没有一个人统一

的擘划，不行能纯粹是自然生成的。而中国历史上假如有这么一个人的话，那没有比孔子更适宜的了。是孔子以“述而不作”为原那么,以一种集大成的手笔，把古代文献做了一番彻底的整理，使得中华先民共有的遗产，诸如卜筮、歌谣、政典、礼文和史籍等，都变成了民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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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详细内容。把六经当做是孔子撰写的明显无据，而完全割断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更是荒唐。《史记》中的记述，事实上已经说得很清晰，孔子是整理而不是撰著了六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孔子似乎是一座水坝，在他之前的水，都会聚到这里，在他之后的水，都从这里流出。《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书，在孔子之前，都渊源有自，但只有经过孔子的整理和删定，它们才得以大放光荣，才得以被后世称之为“经”。事实上，六经地位确立的历史，同时也是孔子“圣人”地位确立的历史。这正如清末学者皮锡瑞所说的：“经学不明，那么孔子不尊。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定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独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经学通论》序)所以，自孔子以来的2500多年，学者说孔子必及六经，治六经必及孔子。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标准的孔子和著述最高标准的六经之间存在着难以离析的关系，假如割断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那就应验了一些学者的说法，孔夫子就会变成空夫子。

那么,孔子整理的六经，详细是什么?孔子整理的六经，本称六艺，也称六籍。在当时，这些书称作《易》《书》《诗》《礼》《乐》《春秋》而已，并没有《易经》《尚书》或《书经》《诗经》《礼经》这样的名号。到了汉代，传注之学兴起后，相与推尊注释的对象，称之为经，而称所注释的文字为传，这样以有所区分。张舜徽教师指出，即便是《汉书艺文志》中的“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也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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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视为“诗经”之称，而应当读为“《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

三家”。这与其中的“《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和“《尚

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经二十九卷，传四十一篇”是同一个道理。所

以，明白这个道理的博学之人，在说及这一类文献时，往往会去掉后世

附加的“经”字，干脆用它原有的旧称。许慎的《说文解字》

说：“经，织，从丝也。”《玉篇》也说：“经纬以成缯布。”清朝的段

玉裁说明说：“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可见“经”的本义，不过是布

帛的经线，并不深邃。织物没有经线，就不能制成布帛，治理国家没有

纲领，就会犹如一盘散沙，旧时因此而有“经纶天下”“以经邦国”的

说法。王逸为《离骚》作注，又把“经”说明为路径或道路：“经，径

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结合这两种说法，顾蒽臣先生给“经”下了这么一个很恰切的定义：“凡古代圣哲的言行政教，其载在典籍，

可以垂训戒而作法那么,示人以修身、处世、治国、施政的大道，能常

用之而无所不通，才得称它为‘经′。”(《经史子集概要》经部总论)

就现有的文献来看，“经”字最早见于《国语吴语》中的“挟经秉

標”,说的是吴王夫差誓与晋国军队一决输赢的战前情景。韦昭的注

释把“经”说明为兵书，但清末学者俞樾认为，从来没有临阵而读兵书

的情形，认为这四个字是掖着剑把、拿着鼓槌的意思。假如说春秋时

期，用“经”来指文献还不确定的话，那么战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