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绒花的传承环境的初步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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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绒花的传承环境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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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杰刘培峰谈元媛

【摘要】作为城市历史文脉延续和地域特色文化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以来都得到了相当多的重视和关注。绒花是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传统手工技艺的代表，除其在表现手法和艺术形态方面都保留了极具南京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外，在选材设计和制作工艺上亦形成了鲜明的技艺特点。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绒花;传承环境;文化认知

一、南京绒花的传承环境问题分析

（一）文化附加值与绒花产品

民间“一事三节”（婚嫁喜事和春节、端午、中秋）都曾以装饰绒花为习俗，传统手制绒花继承了自唐以来雍容大气的特点。用料精细，手段繁复，选色端庄持重，因此造型清丽且经久耐用。现阶段，任何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时，无疑会受到其文化附加值的影响。文化附加值较高，保障其商品价值的实现。反之若文化附加值较低，商品实现其自身价值便十分不易。这决定于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支配。[1]消费者受理智消费心理的主导，购买商品不仅要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还期颐精神的享受。人类需要层次的不同决定了消费者的需求层次的不同。[2]追求消费的档次和品位，要求商品能给人以美感和遐想，具有“文化味”。商品要能集买用、装饰、艺术、欣赏、情感于一体。[3]令人惋惜的是绒花的“中国味”达不到大众消费者心中最大的文化附加值，传统技艺虽有着深厚文化内涵的支撑，但也免不了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

（二）现代师承模式与绒花传承

南京绒花作为一项传统技艺，其可供动态展示的基本依赖于技艺者本身的设计能力与表现手法，作品的完成则依赖于技艺者对所掌握技艺的呈现程度，将制作绒花称为技艺者“指尖”的“记忆”也不为过。老艺人在博物馆所做的活态演出，吸引游客，传统手工艺就成了橱窗里的商品，“最后的”绒花艺人在赵树宪这里并不是褒奖而变成了讽刺。[4]老艺人的存在和技艺的传授是绒花得以顺利传承的重要一环。吴长泉[5]最早就是“张义泰”的学徒，著名的老艺人周家凤[6]12岁时从乡下（江宁县龙都镇东家村）来到南京学艺。[7]赵树宪的绒花制作技艺，则是师承周家凤等老艺人。足见一代一代绒花技艺的发展，与传统的师徒制紧密相关。传统的师徒关系最早出现便是在手工业领域，在家庭的手工作坊中由父向子传授祖传技艺，封建时期甚是鼎盛。[8]传统手工艺拜师收徒，是采用一种较为封闭、集中和单向的模式教学。受时空所限，多在在家庭手工作坊中。祖传技艺则涉及知识、工艺和技巧，言传身教，口传心授。但以此方法传承绒花，暴露出较大的时代局限性。首先当绒花工厂的车间机器实现了流水化作业，重操作性和重复性的工作，每个技工只能掌握单项技能，要想掌握全套绒花的设计和制作全凭个人选择。其次，随着传承人年龄所限，精力不足，一生的特殊经验和技艺心得难以编纂教材集中教学，短时间内达到速成，赵树宪身有残疾，年愈花甲，虽然他一直在努力尝试拓宽绒花的边界，绒花技艺得到大规模专业教习的困难依旧存在。再次，师徒制中，新时期的徒弟特征会成为影响师徒机制的间接因素。绒花技艺是一种高专注度高技巧型的传统手工，赵树宪一直以“职业绒花”培养为目的，而传习人员流动性大，年龄隔阂，教育水平等人口统计特征等也会影响到师徒关系的获得。由于传习者的个性差异，如兴趣不稳定，认知和审美取向不统一等，即使处在同一水平或者同一類型的师徒关系计划下，徒弟对于计划的认知与参与程度会存在差异，从而获得的师徒关系成果也存在差异。[9]这也造成了绒花后继无力的局面。

（三）现实文化冲击与绒花传统

南京绒花在打尖方式和绒段制作上以复杂的表现手法，将绒条平铺形成大片色彩缤纷的面，点线面的铺陈手法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形式美感的认知。南京绒花作为中国传统工艺中的一支，无论是在配色还是装制过程中都充斥着华夏文明中强调对称和反复的审美偏爱，色彩对比强烈、明快富丽，花型匀称和谐。南京绒花工艺品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就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它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塑造简练生动的形象，表现出一种活泼玲珑、趣味浓厚的神态。当然，色彩的选择与配件的搭配无不是遵循着中国传统美感之规律的。[10]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和谐，期盼祥瑞的生活哲学以绒花的造型工艺得到了展现。现如今，传统手工艺面临濒危局面，这与工业化时代后人们转变生活方式和审美取向不无联系，然而更重要的是曾经花开鬓边，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期盼的传统认知也似乎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渐行渐远。绒花传承环境中认知环境缺失的原因应与现代城市发展中传统文化认同淡薄和城市文化特征不显著有关。自近代以来，南京以其地理，区位，气候，经济等多种因素成为东南地区的重要城市，特别是民国期间，其政治角色曾大力左右着南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行进方向。绒花的兴盛本与明清时期南京云锦作为皇室贡品有一定的关系，绒花的主要原料是蚕丝的下脚料，而生产云锦则为绒花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