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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传奇》中的母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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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爱玲的小说中出现的母亲大多是有悖于伦理常识的形象，她们构成张爱玲式的“巫母群像”，这种母亲形象表现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批判。此倾向的形成，与张爱玲对其母亲的情绪记忆密切相关。同时，张爱玲对母性的批判也暗含着她对女性及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与感性期待。

[关键词]张爱玲；巫母群像；情绪记忆；母性批判；人性思考

美国批评家古尔灵等人把母亲原型分为慈母与恶母两个形象。前者代表“大地母亲的肯定方面”，“与生命本源、诞生、温暖、滋养、繁衍、成长、充裕相联系”；后者与“大地母亲的否定方面”关联，意味着淫荡、纵欲、恐惧、危险、黑暗、肢解、阉割、死亡等无意识内容。我国传统文学对于母性的定位，长期以来聚焦于代表爱与温暖的“肯定”方面，直到张爱玲出现，这种局面才得以打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冰心对母亲的书写无疑属于第一种类型，而张爱玲笔下则显然是第二种类型的母亲群像。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几乎找不到一个真正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母亲。她笔下的母亲或自私，或软弱，或狠毒，或愚昧，俱呈现出阴暗、扭曲和病态的一面。从其作品中大量出现且极具独特性的母亲形象看来，母亲在她生命中留下的情绪记忆，是始终未曾摆脱的影响。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彻底解构，成为她所描绘的苍凉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传达了她对女性、人性层面的理性思考和感性期待。

弗尔达姆在《荣格心理学导论》中指出，母亲是作用在女性身上的一种原型，“被这个形象附身的每个妇女都会因此而自以为被赋予了爱和理解的力量，她将为服务他人而鞠躬尽瘁”。可以说，母性是女性天然的本能，这也是女性有别于男性的根本所在。然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多是有悖于母亲天性的母亲形象，母亲变得利欲薰心，穷凶极恶，母女关系危机重重，母子连心的温暖成为遥不可及的梦幻。大致讲来，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有三种类型：1)被金钱扭曲灵魂的母亲；2)因性压抑而变态的母亲；3)丧失母爱能力的母亲。对种种病态母亲的极致描述，传达出张爱玲对传统母性观的激烈否定。

第一类母亲和儿女之间，横亘对金钱的贪欲，母性沦丧，儿女失所。在《传奇》中，金钱是导致母性扭曲变态的重要因素。《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花凋》中的郑夫人，她们的母爱俱已在金钱的异化下荡然无存。曹七巧贪图富贵嫁人豪门，牺牲青春与情欲换来一份家产，为守住这份家产，她拒绝了思恋多年的男人，将儿女牢牢钳制在手中。她始终活在对金钱的渴望与恐惧中，深陷在金钱的泥淖里，在她的身上，已看不到一丝母性的光辉，剩下的只是自虐与虐他的疯狂，最终成为一个吞噬子女的恶魔。《花凋》中的郑夫人，对女儿的爱远较对金钱之爱稀薄。在女儿病重之时，她满心利害打算，不肯拿出私房钱来为女儿治病，任由其“一寸一寸地死去”。但在女儿死期将近，因为价钱的便宜，她给女儿买两双鞋子以示“爱心”；女儿死后，她在不必自己掏腰包的情形下，将女儿的坟墓修葺一新。“母爱”的虚伪面具被无情地一层层剥落。在《传奇》中，这样的母亲并非仅此二例，《倾城之恋》中满心想把年幼女儿嫁给富家子的四奶奶，《琉璃瓦》中欲借女儿攀上豪门的姚太太，《封锁》中为获富贵姻亲而培育女儿的吴翠远之母，无一不是在亲情与金钱之间选择了后者。

第二类母亲不惜扼杀儿女的幸福甚至生命，以满足自己的变态心理。母爱本是最无私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在《传奇》中却颠倒过来，儿女成为母亲性压抑的牺牲品，母亲形象呈现出一种触目惊心的病态与残忍。《金锁记》中曹七巧无疑是《传奇》中最为恐怖变态的母亲形象，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第一炉香》中养母性质的梁太太及《第二炉香》中的蜜秋儿太太。这三位寡母的共同之处在于均以扼杀儿女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变态愿望。七巧在自己的情欲彻底失去满足的可能后，变相地霸占亲生儿子长白，又以疯子般的审慎和机智埋葬了女儿长安的爱情。极度压抑的变态心理，已使她不能眼见他人甚至是自己儿女的幸福，只有毁灭性报复的快感才可稍稍让她获得一点平衡。《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年轻时不顾兄长的拦阻嫁给一年逾耳顺的富商做妾，丈夫的长寿使她的花样年华只能在压抑与荒芜中流失。困在牢笼内多年的情欲一旦挣脱束缚，便显出狰狞的面目，已是半百之人的梁太太不惜牺牲亲侄女的色相以勾引男人浪荡子供她享用。在葛薇龙身陷其中，任由摆布后，又撺掇乔其乔先娶后弃，完全置侄女“黑暗与寒冷”的未来于不顾。在梁太太隔着扇眼打量葛薇龙并决定收养的那一刻起，侄女已不是她的亲人，而物化为一个工具，先用后弃势成必然。这种以吞噬子女青春生命为乐的巫母之“爱”在《第二炉香》中没有如此明显，但爱的美丽外衣下掩盖的，是同样恐怖的残子剧。多年守礼谨严的寡居生活，蜜秋儿太太的个性里大量吸入了一种“黑沉沉的气氛”，这种压抑通过一种看似理性的疯狂表现出来，她“严明的家教”，苛刻到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