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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马来西亚两国不同民族政策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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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6-0245-01

一、历史渊源不同

瑞士的平等同盟传统。瑞士的多语言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文化多元可以称得上是瑞士的一种“古老”现象，并早已经成为瑞士人生活的一部分。历史上，瑞士从未被单一的民族统治，也从未形成过单一的政区，更未形成中央集权制国家，瑞士作为一个对外交往的形式主体源于1291年出现的由维茨、下瓦尔登、乌里组建的“森林邦联”。这个邦联的建立初衷是对抗来自哈布斯堡帝国的压力，争取自主权力。由于是在自由意识下的联合，“森林邦联”在成立之初便将各个州的自治权放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在长期同哈布斯堡奥地利的抗争中，“森林邦联”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瑞士邦联”的雏形。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扩大并非帝国式的征服与统治，而是不同州的相继加入。每一次新的州加入，无疑等于再次重申了联邦的传统“平等”“自治”的宗旨。到十五世纪末，瑞士通过士瓦本战争击败奥地利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瑞士联邦成立。在以后的时间里，瑞士虽然在进一步扩大，但传统的的“平等自治”已深入人心，新加入的州获得了同样的公民权与自治权，四种语言并存的局面一直保存下来。从近代来说，瑞士多语言并存的局面和联邦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瑞士各州有着相当大的自主权，有很强的“独立性”，他们希望保持着自己的语言特色。许多联邦职能部门和公共机关为保障各语区之间的平等，同样要求公务员必须懂得母语之外的瑞士其他“官方语言”。可见，瑞士的几种官方语言无论在民间还是在政治上有着强大的生存的土壤，旺盛的生命力。这种“平等自治”宗旨下，人口不足总人口1%罗曼语被列入官方语言也就显得并不奇怪了。

马来人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为最大需要动员被殖民压迫的马来人起来反抗，大力宣传“马来人至上的概念”，这种短期的构建使得这一观念深入马来人心中。上世纪40年代马来人组织起来抗议马来亚联盟的成立，后来又为争取马来西亚独立而战，马来人至上的观念逐渐走向了舞台的中心。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暴动后，马来西亚宪法中有关马来人至上的部分得到了确立。这期间马来极端民族主义也有了发展，他们宣扬建立一个由巫统一党执政的政府，并强调只有马来人才是真正的马来西亚人。上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政府开始推行非常有利于马来人的新经济政策。国家文化政策也强调非马来人要融合到马来民族中去。

上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开始推行马来西亚民族（BangsaMalaysia）政策，强调马来西亚人而不是马来人的认同，但这种尝试并未改变传统以来“马来人至上”的观点，进入21世纪年代，政治家们又开始宣扬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并公开谴责那些质疑马来西亚社会契约的政府官员。

二、政治基础不同

瑞士的主体民族的让步。瑞士虽然是一个联邦国家，同时否认民族差别的存在，但在人口结构上瑞士非常接近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在1976年德语人口一度高达总人口的74.4%，这个人口与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人口比例近似。这样一个德语人口占到总人口近三分之二的国家，并没有形成以德意志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而是事实上形成了超越民族身份的公民国家。这一方面是上文所诉的历史因素造成的，但是更为重要的则是主体民族的让步。在语言平等、经济帮扶等政策下，尽管从价值观上似乎是平等的，但若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大不其然。使用人口不足1%的罗曼言作为官方语言，这并非简单的一个概念上的口号、价值观上的胜利，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但从政府文件这一个角度，增加一种官方语言意味着同一份政府文件需要被同时多翻译成一种文字，更何况社会普通沟通中的成本问题。这些成本自然不会由罗曼人承担，而是均摊到每一个瑞士公民头上，而作为多数的德语系的公民无疑将承担更多的责任与义务。同样的，经济帮扶政策在“劫富济贫”的同时，从民族的角度看，存在的对德语系民族的某种程度的不公问题。这种问题在一个普选的国家极易造成民族主义的泛滥，进而引发族裔间的冲突。美国学者TedRobertGurr认为民族之间的冲突来源于民族内部对于资源期望量与资源获得能力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通常被认为是自身利益被其他民族剥夺，进而引发冲突。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作为联邦制的瑞士，多数的德语瑞士人似乎很少爆发冲突，反而是法语瑞士的汝拉地区爆发过独立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瑞士联邦的民族稳定关系与德语瑞士人的牺牲是分不开的。

马来西亚主体民族的强势地位。马来西亚政治现实则是在东姑拉赫曼为代表的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者与华人群体政治斗争的结果。在当时的马来西亚存在着四股政治势力，一是传统的英国殖民者，二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