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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历史哲学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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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历史哲学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比较研究

作为传统西方思想史中以人类历史规律、民族意识为研究主题的先行者，维柯（GiambattistaVico）的《新科学》是历史观研究、思想史研究上重要的历程碑。虽然《新科学》没有在它所处的时代获得应有的赞誉和重视，但毫无疑问的是，维柯的历史哲学对此后哲学家历史观念和历史原则的形成，以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维柯的历史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行比较，拓宽对维柯与马克思的双向理解。

一、与抽象理性抗争：历史视域的形成与发扬

维柯在《新科学》中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各民族的共同原则即历史发展和历史规律的问题。将哲学研究开辟历史视域，这在维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挑战性的突破。17、18世纪的西方哲学，以追寻知识的确定性、真理的自明性为主要目标，而笛卡尔哲学无疑在这方面成就突出。从“我思故我在”出发，笛卡尔寻找到了牢固基础的自明真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真理和知识基础，自明性的观念成为了判定标准。如此一来，那些无法用几何演绎归结为清楚明白的观念便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历史、社会、诗与修辞、经验知识，在笛卡尔处被轻视尘封。

维柯所做的正是对笛卡尔核心问题的挑战：思想并不是“我”存在的原因，也不是一切科学知识存在的基础。在《论意大利的古代智慧》和《新科学》的著作中，维柯表明了对于这一认识的判断：“真理即创造”。人类所能够认识的，只有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即人类创造的历史。自然界等固定不变的东西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对自然的真正认识。在《新科学》中，维柯这样表述：“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然要在人类心智本身的种种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最确凿可凭了。”〔1〕维柯的这一原则，把他之前的西方哲学对于人类认识对象的理解完全颠倒了过来，哲学研究应该从人出发，历史维度的哲学研究在维柯处解禁并成为可能。哲学的目的不是探求外在世界的永恒真理（这一点在哲学与科学真正分离后，便成为了科学的主要任务），而是认识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的历史，并不断创造人类发展的历史。

尽管维柯开创了探究人类历史的社会规律的研究路径，但这种传统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法国启蒙哲学认为，人人天赋理性，遵从理性的指导历史就可以获得无限的进步。为了表达政治哲学的理论构想，启蒙哲学家把历史的描述单一化、简单化，将文明与野蛮、无知与理性进行对立的理解，无疑遮蔽了历史延续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在德国，赫尔德、洪堡对世界各民族的特性及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德国历史研究和历史主义的传统。黑格尔对于历史发展和市民社会的研究，以及其哲学中强烈的历史意识无疑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马克思从黑格尔处那里继承历史的视域和历史的方法。但黑格尔对于历史的思辨式的、形而上学的理解被马克思深刻地批判。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是一些事实的集合，也不是主题的想象活动，而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对于忽视历史知识的考察，忽视社会现状的观察的哲学家门来说，“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这种消费行为服务”。〔2〕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当中，马克思指出，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3〕与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看成是伦理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不同，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产物。“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4〕实际上，马克思在他的诸多著作中，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人的交往状态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从而将研究的目光从天国转向人间，回归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

不难看出，维柯与马克思历史意识的形成和选择，都处在以追求抽象范畴作为演绎、解释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论支点和前提的哲学时代背景中。维柯作为先行者，敏锐地发觉到人类对人类历史实现认识的可能性，把历史发展及规律作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而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马克思则在维柯的基础上，直指德国古典哲学理性的自足、真理的永恒的形而上学症结，从抽象的精神世界转向现实的社会和人。

二、人作为历史的主体：抽象的人性与现实的个人

《新科学》中的“科学”，是一种怎样的意义呢？科学的对象往往被定义为真理，即普遍永恒的原则。在此，维柯也提出了他重要的创建：“真理就是创造”。可以说，这也是维柯的《新科学》中的逻辑起点。科学是追究原因的知识，而“新科学”就更有资格来满足这一要求。维柯富有创见地认识到，人类只能凭借自己的作为，才能得到科学的认识。自然先于人类存在着，并非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