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观照下的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情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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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观照下的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

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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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儒家道德伦理的核心是情与义，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以其所表现的地域文化中这种情义伦理的多寡决定了其与传统文化的远近，甚至影响到小说文本的最终价值。

论文关键词：儒家伦理，情义，乡土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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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代替宗教，“道始于情”是孔子仁学的出发点。汤一介先生认为：“亲情是维系家族的基础，由此推而广之也是维系整个社会的基础。先秦儒家学说就是以此开展开来的，所以‘道始于情’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命题、特别是伦理思想的核心命题应是能成立的。”［1］除了“道始于情”，郭店竹简《性自命出》中还说“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旧式儒家学者最后的精神象征梁漱溟借助道德感化力量，力图把儒家信仰转换成一个社会方案，在三十年代全国的乡村改良运动中，以他的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规模最大，研究最广，为乡村改良运动之巨擘。他认为“伦理关系就是情谊关系，推家人父子之情的广之，亲亲而仁民。人们相互之间因情而有义”［2］。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作为立足乡村世界诉诸乡土情感，并且与传统思想文化联系最近的一个文学门类，这种情与义的表现更是核心要素，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作品的价值。

与其他地域的乡土现实主义作家们相比，山东作家王统照的《山雨》表现出一种温厚绵长或者说是悠长的韵味情义，它失去了南方乡土作家们尖锐疼痛的人物遭遇与叙事，而表现出最接近儒家教化的人物性格和精神。同样是描述农民最终的破产，在这部作品中，这种破产最大的原因来自宗法乡村的外部——如兵灾，或兵灾引起的市镇中官僚的算计，是兵与民和官与民的矛盾，而民间几无激烈的矛盾。普通农民如奚二叔自然恪守着对祖先与儿孙的责任义务，“勤苦了几十年，曾经买过人家几亩，他觉得死后也可以对得起祖先，更能够做后来儿孙的模范。”［3］即便如“著名的赌鬼”宋大傻，也“有一份公平热烈的心肠”；［4］奚二叔眼中终年在外不好好务农的杜烈，“却是个热肠的小伙子”。［5］庄长陈大爷也并不为自己奔走钻营于官场的儿子小葵为荣，在庄场上大众面前竭力与儿子划清界线，并慷慨激奋地表白：“我人是老了，我可还有一颗人心！”［6］这种人与人之间古老温情的宗法关系维系的世界让人对这片乡土难以忘情，所以闯关东出去的人，“谁不想着去挖包人参，卖点银子好回来买地发家，谁还打算死葬在外头？”［7］他们“老了没有不想回海南的！”［8］而及至这些移民的第二代，在父辈的反复追怀中则对那个遥远的“海南家”“每次都听得神迷魂荡，并且生出许多美丽的幻想。那渤海南的乡村，给了我神话一样的诱惑和憧憬。”［9］这些在远方怀想，并隔着遥远的时空抚摸乡土精神的文字，和王统照不同——《山雨》作为一部在当时时效性较强的作品，其坚实的现实基础使得它的文字留驻于坚忍温厚的父辈男性，而骆宾基的《混沌初开——姜步畏家史》在遥想“海南家”的同时，不知不觉间似乎在这种温情的想象催生下，诞生了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其中的父亲形象是混沌模糊的，而崔婆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母亲作用和实际上起着“姥娘”作用的人物，则纯正地和毫无疑问地有着齐鲁乡土女性的生动气息。臧克家在他不多的小说作品中只有一次正面写到了“胶东”，在1946年的短篇《她俩拥抱在一起》中，他以对胶东农村困苦孤独中思念儿子的老年女性的娴熟出色的刻画，展露了这片乡土及其文化与传统对她的儿女的真正教化与赠予论文开题报告范例。远隔半个多世纪后，当代胶东作家张炜的杰作《九月寓言》，又一次深情地安排下一个贫穷幽僻的家园情义，来童话式地置放他关于永难释怀的孝心﹑母爱﹑童年﹑老人﹑传说等的美好想象与回忆，贫穷本身因为传统的善与爱的存在，也成了肉体般难以割舍的了。这部作品因为其情感的幽远深挚而拒绝大多数平常的理性分析。和张炜同时代的另一位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作家莫言则虽然承受了故乡天下这种类似情愫的滋养，却令人感觉他放大了嗓门，极力想表达他的情感和感激的深度，却喊出了不肖的声音，具体原因是复杂的，需要另一番考证与推究，但他的《红高粱家族》结尾处的这句话可以稍微说明点问题——“在杂种高粱的包围中，我感到失望。”［10］当代不再沉静的喧嚣浮躁的空气不仅无益，而且对一个乡土作家来说实际有毒，因此在不再纯正的思想情感支配下，他把随意当成了恣肆，把东拉西扯的“狗道”式猎奇当成了神圣的传奇，个人色彩的想象与传统无关。但在他刚动笔的时候，在这部小说的开头，看起来他还比较清醒，诗意的语言中短暂地重现了儒家的光辉下那种对作为家园﹑安全和爱的代表的母性的依恋之情——“父亲……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但这种光辉业已昏暗，这一形象已只能惊鸿一瞥式地投射和把握——“奶奶像岸愈离愈远，雾像海水愈近愈汹涌。”［11］总之，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