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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盈余管理的客观性

论文摘要：文章从盈余管理的定义入手，对盈余管理进行了有关会计学和经济学的分析，指出盈余管理的客观性，要求政府、投资者等委托人以及会计信息的其他使用者要认识盈余管理的客观性，用平静的心态对待它，既不能让它放任自流，也不可能完全杜绝。

20多年来，盈余管理一直是国内外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广泛研究的主要课题，是现代会计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会计盈余已成为影响股价的一个重要依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契约、政策法规以会计盈余作为考核依据，这使会计盈余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也使盈余管理在中国的大地迅速蔓延。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在这一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至今尚无定论，国外普遍认可的是Healy和Wahlen于1999年对盈余管理所做出的解释：经理人员通过构造交易及运用会计中的主观判断事项来对会计报告进行修饰，从而误导一些相关利益者对公司业绩的判断，或者影响那些有赖于会计数据的合同的执行结果。国内很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盈余管理给出过定义，中国会计年鉴描述为：盈余管理是指企业有选择会计政策和变更会计估计的自由时，选择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一种行为，盈余管理不同于会计造假，它是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一种长期行为。

从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是一个会计学的问题，会计给予了盈余管理者选择会计政策和变更会计估计的自由，它是在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操作的。盈余管理又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盈余管理的目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或企业的市场价值最大化，这又是理性经济人出于自利原则的一种博弈行为。

盈余管理在会计学上的客观性

会计政策的选择经历了一段从无到有，不断调整的过程。而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

政策的选择就应该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包括所处的环境、所具有的经营规模和经营状况等，恰当地反映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于是不同的行业可在会计准则的统一的前提下选择适合自己的会计政策，同一经济业务也可能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

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形不一，甚至差别很大，准则不可能制定得面面俱到。无论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还是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都给予了会计人员较多的选择空间。再加上会计准则的制定往往难以赶上由于新情况、新领域、新行业的不断涌现而出现的新的经济业务，使得其中部分交易的经济事项的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并未在相关准则中作出相应的规定。这种实践中常出现的企业会计处理“无法可依”的现象更为企业选择会计政策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盈余管理在经济学上的客观性

中外学者的研究和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在预见未来风险最小的前提下，会尽可能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企业管理当局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也是以其私人利益最大化或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家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当然也应是理性主体，必定以整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为宏观调控的目标。

从会计制度方面看盈余管理的客观性

从理论上看，我国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不能对盈余管理形成有效的约束。制度经济学认为，组织中的个体有各自自身的利益，每个个体都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个体不可能无限地扩大自身利益，因为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是组织中的其它个体行为不受到伤害。因此，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必须对组织中的其它个体的影响最小，这种由于不同个体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导致产生的最优解的集合就是规则，规则的集合形成制度，可见制度的实质就是一个“契约”，它的形成是经过多方博弈的结果。我们可以将会计准则制定的参与者划分为会计准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三部分：会计准则的制定者主要指政府部门，其对会计准则的要求体现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要具有逻辑性、一贯性，符合国家政策；企业的经营者和企业会计人员是会计准则的执行者，处于对会计准则被动接受的地位，更强调会计信息对投资决策的影响，致力于反映企业经营活动的最佳状况，以获得

在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资产所有者将资产委托经营者管理获取所有者收益，资产经营者受托经营所有者资产获取经营者收益从而形成委托代理关系。在履行这一契约的过程中，由于委托双方的利益目标不一致以及信息的不对称，代理人往往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会主义倾向，致使委托人利益受损。为解决这一问题，经营者激励机制应运而生。完善的激励机制不仅能对经营者进行有效激励而且能对经营者进行严格的约束，引导经营者通过实现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由于现行激励机制并不能使委托双方的利益目标最大程度趋于一致，从而导致激励盗用的发挥呈现出双重性：一方面激励机制激发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促进了企业发展；另一方面，现行激励机制本身存在的缺陷弱化了激励的效果，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引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