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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凄美的衰落过程――彭肇槐的“自愿”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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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彭肇槐,字公瞻,永顺土司。时清廷正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杨凯取道永顺,谕彭肇槐纳土。永顺土司之“自愿”改流,为当时形势所迫,是可以肯定的,雍正上谕中的所谓“不忍拒却”,也不过是虚套。
关键词:改土归流,彭肇槐,“自愿”改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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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彭肇槐其人简介及其改土归流
彭肇槐,字公瞻,永顺土司。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袭宣慰使职。雍正五年(1727),保靖司彭御彬骨肉相残,镇筸总兵杨凯由桑植率兵赴保靖弹压。时清廷正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杨凯取道永顺,谕彭肇槐纳土。彭肇槐惧,纳土归诚。雍正六年(1728),朝议彭肇槐以参将归江西原籍,赐世袭拖沙喇哈番之职,并赏银一万两,听其在江西祖籍购地立产安居。雍正七年(1729),彭肇槐迁回江西吉安。
“改土归流”是土家族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它对于土家族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统一,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改土归流主要是在清代进行的。清朝初年,国势不稳定,对土家族土司继续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土司只要表示“归顺”,仍封以原职。但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大力经营后,国家得以统一,政治趋于稳定,国力日益增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清王朝便开始在西南内地大规模废除各据一方的土司,改委流官,建立起清王朝的直接统治。
二、改土归流背景
其一,土司对人民残酷的政治统治和超经济剥削,激起了广大土民的日益不满,改土归流是广大土民人心所向。
其二,土司制度与中央王朝尖锐的矛盾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原因。
其三、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改土归流提供了条件。
三、改土归流的实施和结果
(一)、永顺土司改土归流过程
保靖在桑植二土司的改流过程中,永顺土司彭肇槐深感大势所趋、难以保存,欲主动献土归流。“时镇竿总兵杨凯以桑植副将带兵弹压保靖,道经永顺,肇槐以献土之意商之,杨嘉其意。肇槐遂不谋于舍巴人等,率子星燧具呈督扶请题,称:生逢舜之世,不得与内地臣民之列,深自惭愧。今造其家口册籍,绘舆图,情愿改土归流,并永安插江西祖籍。”雍正六年(1728)二月,上谕:“永顺土司彭肇槐,恪慎小心,恭顺素著……据湖广督抚等奏称,彭肇槐情愿改土归流,使土人同沾王化。朕意本不欲从其所请,又据辰沅靖道王柔面奏,彭肇槐实愿改土归流,情词恳切,朕念该土司既具向化诚心,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优眷。”[2]而令其带职闲居。永顺土司革除之初,也由同知暂管政务,至雍正七年,始以永顺土司地设永顺县,分永顺自崖峒地置龙山县,又设永顺府,合新设之保靖、桑植二县来属,共领四县。免费。《清史稿.湖广土司传》称雍正六年改永顺司为府,设永顺、龙山二县,当不可从,因为保靖、桑植二县至于雍正七年,以永顺领此二县合永、龙四县为府,不可能府设在县置之先。乾隆《永顺府志》沿革谓四县与府均置于七年,是为事实。
永顺土司之“自愿”改流,为当时形势所迫,是可以肯定的,雍正上谕中的所谓“不忍拒却”,也不过是虚套。民国《永顺县志》卷15说得很清楚:“开疆拓土,原为师宗本心,又有杨凯、王柔等,肇槐于此虽欲不归流不可,推其意,以为负固不服,必遭灭族之患,似不若掩耳盗铃,尚得恭顺虚誉也,而况有世袭微职乎?”对彭肇槐的“自愿”动机,算是一语道破。
关于三土司改流的时间,乾隆《永顺府志》第九卷土司志称保靖司与永顺司及其所属三州六长官司,都在雍正五年,而未提桑植改流时间。《清史稿.湖广土司传》则以永顺土司在雍正六年,其三州六司在五年,而未提保靖、桑植司改流时间。从综合分析来看,永顺土司是在保、桑二司改流的形势下被迫“自愿”的,故永顺改流在保、桑之后,是一前提。雍正六年二月上谕中,准彭肇槐授职安插,是永顺司在雍正六年初改置是实。三州六司均“随宣慰司纳土”,故其改流也当随六年。保、桑改流在永顺之前,永顺在雍正六年二月,则二司在五年应为合理,《永顺府志》此说可从,雍正六年四月上谕,有“桑植土民新近改土归流”一句,可作旁证。[3]六年八月上谕中的“但准改土归流”并不能视为保桑改流时间。
武力威逼与和平招抚。土家族土司的改流,虽没有一兵一卒的正面冲突,但在策划改流的过程中,鉴于诸土司一贯号称的强大之势,经营者均不敢不有所防备,因而在正式改流之前,都做了一番军事上的调动对拟改流土司形成有效的军事防范和武力逼迫。如对最先改流的保靖,桑植土司,雍正五年七月初九日湖广总督傅敏的奏文中,就军事调动问题做了汇报:“臣等伏查彝陵乃诸土司前路,九溪乃诸土司后路,臣等着量密饬陵镇总兵官整饬营伍预备,但事关重大,仰请皇上密谕杜森敬谨办理,就近弹压。至其后路,议调衡州副将周一德暂署九溪协事,整顿兵马,以备不虞,并澧州、永定两营听其节制,严饬防范,则诸上司皆不敢动,而容美无所施技矣。但桑植地方必须另设同知一员,驻扎弹压土苗……再委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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