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语境下辽宁音乐评论体系构建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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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语境下辽宁音乐评论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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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音乐历史发展经历了“西学东渐”“洋为中用”的发展历程，从学堂乐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抗日救亡运动，音乐评论始终伴随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指导方针，为全国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辽宁作为新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在音乐作品的创作、评论、理论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与此同时，《音乐生活》杂志作为辽宁音乐评论的重要阵地，刊发了大量音乐理论评论文章，对构建辽宁音乐评论体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辽宁音乐评论的历史回顾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作重点逐步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1]这一时期，辽宁的音乐评论工作在“双百”方针的政策指引下初露端倪。1957年1月，在著名音乐家安波的提议和倡导下创立了《音乐生活》杂志，[2]为辽宁音乐评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并逐渐成为主要舆论阵地之一。在《音乐生活》的创刊号上，剑吟刊发了《从俞伯牙和钟子期谈到“听不懂”——兼和霍存惠同志商榷“听不懂”的问题》一文，借古喻今，探讨彼时对严肃音乐、交响乐、室内乐等西洋音乐听懂与否的不同观点;寒溪《就〈四季歌〉应否推广问题——答刘世杰同志》一文，对于如何甄别所谓的“黄色歌曲”以及能否演唱和传播进行了深入探讨。同年2月21日，中国音乐家协会辽宁分会筹委会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五四以来的一些声乐作品，重点分析了《四季歌》《天涯歌女》两首歌曲，以座谈的形式澄清了一些不良的影响。[3]

随着《音乐生活》杂志的创刊，辽宁音乐评论的发展逐渐进入快车道。作为当时全国重要的音乐刊物之一，从1957年至1965年，《音乐生活》刊发了理论评论文章100余篇，针对音乐文化现象、音乐思潮以及音乐创作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创新观点，尤其是围绕当时音乐界、学术界的不同观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我国音乐理论评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劫夫《创作音乐的是人民》《草原的春风——赞“乌兰牧骑”》、安波《劳动人民创造的优美的艺术形式——民歌》、丁鸣《评歌剧〈草原烽火〉的艺术成就》、卢肃《群众业余音乐活动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马可《世纪的凯歌——谈〈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的音乐创作》、佟常荣《反抗压迫者，争取自由的战歌——歌剧〈达里波尔〉》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当时的音乐文化现象、音乐观点以及文艺方针等进行了相关阐述，其鲜明的理论性对当时的音乐普及化与专业化并行发展提供了可行性参考。1966年，《音乐生活》自第10期起暂时停刊，[4]直至1978年7月复刊。复刊后的《音乐生活》进一步发挥理论评论的阵地作用，很多国内知名的学者、理论家等相继为杂志撰稿，如伍雍谊《还要破除精神枷锁》、杨若生《试谈音乐广播中的“鸣”与“放”》、李凌《涉猎要广探索要深》、周荫昌《歌词应注重典型和鲜明的性格刻画——由〈“傻”妹子的歌〉引发的一点刍议》、钱仁康《谨防饮鸩止渴》、李焕之《我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的前前后后》、叶纯之《音乐学通俗讲话》、张名河《对歌词题材问题的思考》、秦咏诚《音乐艺术辩证法》、梁茂春《歌曲的发展与困惑——对近十年来歌曲创作的思考》、霍存慧《谈歌剧〈情人〉的音乐》、陆在易《应该注意立体化多层次地发展歌曲艺术》、居其宏《歌曲大潮的起落与歌曲理论的贫困》、金兆均《中国音乐剧向何方探索》等。这些理论评论文章的发表，不仅对当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探讨，而且对不同时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创作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学理与批判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这种“批判”与“争鸣”，恰恰是文艺发展的原动力，为摆脱当时音乐文化所面临的困境提供了思路。

二、音乐创作与评论的“话语”与“失语”

仲呈祥在《当代文艺思潮与新时代文艺评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一文中提到：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是文艺事业的两翼。[5]具体至音乐艺术领域，音乐评论和音乐创作只有互相补充、两翼齐飞才能提高音乐作品的艺术性。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辽宁创作出了大量优质的音乐艺术作品。纵观辽宁音乐评论的发展脉络，客观来说，音乐评论队伍的整体水平较高，究其原因：一是延续了“鲁艺”文化的精神内涵;二是对艺术创作敏锐的捕捉力;三是艺术审美的高度与维度;四是对艺术本身的使命感。基于以上原因，辽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音乐评论的总体水平较高，涌现出了全国知名的音乐评论家，牢牢地把握住音乐评论话語权，如以丁鸣、安波、王蔼林、林成敦、寒溪、卢肃、孙凤举等为主要代表的理论家、评论家。[6]与此同时，《音乐生活》作为音乐评论的主战场，对学术争鸣给予了足够的空间，形成了具有辽宁地域特色的文化景观。

1995年首演的歌剧《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