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城镇适应与融合的障碍及对策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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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城镇适应与融合的障碍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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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美雁

摘要失地农民市民化正走向“问题化”。本文认为居住空间、文化心理和失地时间等阻碍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在此基础上反思征地制度，探寻合理的、有利于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对策。

关键词失地农民融合被标签化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是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我国三十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城镇化历程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特殊群体即失地农民。据国家统计局估算，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3.73%。按照实际情况计算，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就需占用耕地约12.7万公顷，征收每公顷耕地，就会有22.5个农民失去土地。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超过1亿人。这个庞大的群体未来必将面临向城镇市民的转变，其市民化问题也必将成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过去，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政府、专家、学者、甚至农民自己都认为失去土地，变成城镇市民这是一条顺利的通向幸福之路。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预言，这一被迫进入城镇的失地农民群体的市民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由于征地补偿金的替代效用，使得这一问题并不明显，但随着物价的上涨，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他们发现征地补偿金并不具备土地一样的保障功能。这一场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在现代性条件下带来了大量未预期后果，它虽然改善了农民原有的居住环境，但却无法还原他们既有的生活结构。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由于征地安置带来的生活成本的增加、邻里交往的阻隔、社会网络的中断、社区认同的丧失等一系列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使得失地农民市民化正走向“问题化”。他们在城镇生活中面临新的贫困和生计风险，甚至出现就业困难、生活质量低、福利及社会保障待遇非市民化、居住环境不佳、自我认同感缺失等现象，使得他们不能很好的适应和融入城镇生活。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也是社会重构的契机，需要整个社会协调解决和管理。如果对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重视不足或解决不力，则会给社会分裂或社会断裂带来新的社会动力性因素，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作为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庞大群体，失地农民的职业转换及转型是否成功，生产生活方式是否适应，不仅仅是事关他们自己命运的问题，更是攸关和谐社会建设事业是否成功这一战略全局的社会性问题。有学者提出失地农民市民化需要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身份转为市民，并且能够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能够获得与城市市民相同的社会保障，并逐渐形成与城市市民接近的生活方式；再次，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与城市市民文化的接触，使他能够形成与城市市民相同的价值观和城市归属感，进而产生自我新身份的认同iii。因而，很多研究比较关注失地农民的身份、社会保障和自我认同感对其市民化的影响，比较倾向于失地后的研究，少有研究关注现有征地制度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本文认为现有的征地制度设计和安排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

二、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城镇适应与融合障碍分析

（一）居住空间：集中住房安置模式阻碍了失地农民的城镇适应与融合

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居住空间的改变最为突出。有研究显示，失地前80%以上农民的住房都是自建的平房，少数是自建楼房，散居在村子的各个角落。征地过后，失地农民一般住进集中住房安置小区。这种模式从表面上看好像改变了失地农民的居住环境，但现实操作过程中却是阻碍失地农民城镇适应与融合的重要因素。因为考虑到城镇用地的成本问题，一般失地农民的安置房都建在较远的郊区，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经发现需要打“摩的”才能到达失地农民的安置小区。横亘在城镇居民居住区与安置小区之间的是大片大片被征用而荒废的土地，隔离了失地农民和城镇居民的联系，导致他们缺乏市民化的动力。他们身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无规则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社会公共道德意识和个人修养意识淡漠，有些人把小区内的道路和花坛、绿地等公共场所当作自家的晾晒场和后院，在上面晾晒衣物，堆放杂物，处理垃圾，甚至拔掉绿树和绿草搭建自家菜园种植蔬菜，在公共场所搭设洗衣台等等，这些不科学、不文明、不卫生的农村陈规陋习随处可见。长此以往，集中安置区有可能逐渐凋敝和破败，现实意义上的“新贫民区”正在形成。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就发现十多年前建的失地农民安置区和如今的商品房已形成格格不入的景象，甚至有的安置房面临再次被拆迁的可能。因而，本意上想改变失地农民居住环境的集中住房安置模式却成为了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障碍，加速其与主流城镇的分离。

（二）文化心理：“被标签化”制约失地农民城镇适应与融合

失地农民告别传统农耕社会融入现代城镇社会的适应性实质上是一种文化适应性。显然，物质条件现代化的失地农民并没有跟上现代文明的步伐，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