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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教育》对云南省书协副主席陈鸿翎先生的访谈

《书画教育》对云南省书协副主席陈鸿翎先生的访谈

采访地点：昆明北市区紫竹园“二白堂”

采访时间：2008.6.26.

记：陈老师您好！很高兴能走进您的工作室，欣赏到如此多的佳作，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一种扑面而来的文人气息让人赏心悦目。您的书法，有魏晋的飘逸之美，也有唐宋的法度意趣。首先想请您谈谈，您的艺术学习之路以及您的书法取法上的一些心得。

陈：感谢您对我书画的高度评价。说到艺术学习，一路坎坷走来，真有点往事不堪回首的味道。童年不知道什么是幼儿园，初中毕业还没听说过宣纸。虽然有幸生在一个小学教师之家，父母亲则是不允许我学习书画的，原因是他们身边的书画朋友都被打成了“右派”。为此我的即兴“涂鸦”不能不转入“地下”，我不得不靠捡牙膏皮换钱买书。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本“画谱”是《大批判专栏报头资料》；第一本法帖是扫“四旧”漏网的赵体《寿春堂记》。没有老师，自然少不了多走弯路。有趣的是，正因为没有老师，我才会只认识历史上的大家，以至于后来高考时，考官问我老师是谁？我很有底气地说是王羲之。算是溅命有福吧！您在我的书法中看到魏晋、唐宋，可以见证我的取法是“尚古”的。于书法学习，我认定一句《书谱》中的名言至理，那就是“取法乎上”。这个“上”字，我自有两种理解：一是“上品”的上。即高品质、高品位，乃上乘之指；二是远古。书法术语有“高古”之说，如何“高古”？我以为欲高必古！固执于这样的“己见”，过去三十年的取法自然是唯古是法了，而且法的是远古。秦诏汉简、魏志隋碑、堂唐院宋、钟王米赵。有名之迹，皆依“律”取“法”。算是因祸得福，我的无今师之“失”，也正是我的有远法之“得”。前三十年“取法”的“资本原始积累”，为我后来书艺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十二年前我第三次入选国展，高高兴兴跑到北京出席开幕式，结果看到的是自己倍感汗颜的差距。为此回家闭门思过，体会“律法”。整整“休眠”了十年，前两年才复出参加活动，效果是不一样。现在回过头来慎思得失，我的结语是：取高古之法可以避俗，取得当之法可以成为。

记：从古到今，成名的书家都有明显的风格体系。您认为您书法的显著风格是什么？

陈：这个提问很好！涉及我素来持不同“政见”的偏见之一。我始终质疑：风格形成了是否就象征创作成熟或研究成功了？我视“定型”为“风格”的前提，那么定型是不是江郎才尽的结果？定型应该是冲突于发展的。米字风格非常明显，风格是米芾的面孔，让人易于区别于黄庭坚，仅此而已。并不好说此面孔比彼面孔好。为此我会臆想：要是米芾不是我们今天一目了然的样子，他会不会更好？会不会走得更远。我会更著迷于他的“不可知”而不是“风格”。我果真有什么显著风格的话，那就是“没有风格”。“没有风格”应是我作品的特征。我喜欢作字无定法，作品无定相。大自然有规律而无定数，我崇尚自然。前不久有朋友让我看一张“我的”书法，目不忍睹，我矢口否认，后来铁证如山，认可之际，庆幸多亏没有及早定型，没有因标志性的“风”而被格式化。万幸啊！

记：书画同源。您认为在您自己的创作和学习中是书法影响国画多一些，还是国画影响书法多一些？二者之间究竟有哪些“源”？

陈：书画既同源，必然互为影响，我真不好说哪个影响哪个多一些。大学专科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素描和油画上，后来专攻中国画。书法则是多年的爱好，凭经年的感觉，从技术层面上讲，书法绘画都是讲究造型的。而在艺术层面上，书法的畅神空间要宽广得多。当然，中国画跟西画不同，精神意蕴也是大有文章要做的。我以为，谁影响谁？取决于对中国画的本质认识。水墨素描式国画，跟书法没有渊源，不同源也就没有影响的必然性。我的国画观念是陈旧的，“旧”得心甘情愿。别人忙于颠覆、创新、接轨，孜孜于争享他乡的光亮。顾影自怜，我充其量可以从古人那里学一两招自乐其得。我常用一方“因循守旧”的闲章，表明了我的书画对“过去时”的“继承性”倾向。我的“传统意义”上的国画，自然要和书法纠缠不清。因此我不会视而不见：大凡历代垂名画家，无不书法精湛。所谓“院体画”抑或“文人画”，无不“领教”于书法线性的“骨法用笔”。为此，我的书画倾心于这样的追求：“画以书法为情性，书以画理为形质”。图意仰仗于书写之精气，结字得益于构图之理法。而二者之源，皆源于自然。山形树态、鸟迹云踪，万千气象，同归于心源。

记：云南艺术学院地处我国南疆边陲，加上云南特有的地理位置，学院在建制和授课内容上一定有自己的独有特色。请您介绍一下。

陈：云南在人文、自然方面确有很多特色，但受限于历史的、地域的先天不足，人的意识还很成问题。至于办学，可以称道的应该是得天独厚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艺术教育。主要是歌舞，可以出彩，已曾出彩。建制还有缺陷，省内没有书法院不说，院内至今没有书法专业。国画和书法是弱势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