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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与西方城市文化对中、西小说创作观念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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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与西方城市文化对中、西小说创作观念的不同影响

城市，是建筑上的庞然大物与金钱崇拜的具体体现，是官僚机器的权力或者金钱的社会压力的地图[1]，是一种不同于乡村的生存聚集地，因此也形成了与乡村不同的文化特征。所谓的城市文化，是指城市主人在城市长期的发展中培育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信念、城市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处于城市文化特征中的作家或者作家群体，其创作观念或多或少会受到这种城市文化的影响，因为时代和地域的不同，这种影响也会显得不同。

东西方国家由于地理、气候、战争等原因形成了不同的城市文化，使东西方作家的创作观念也会有所不同，当然，这里要讲的东方国家是指我们中国（中国的城市太多，在这里只是讲整个中国城市文化对作家的影响中的共性），而作家的创作也只是讨论小说这一类别。小说与城市有着特殊的关系：一方面城市对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小说所描写的大量生动的城市图景，又是城市生活形象化的反映[2]。本文试说明近代以后中国与西方城市文化对中、西方小说创作观念的不同影响。

一、政治色彩：浓郁与淡化

中国的城市很多，但对作家小说创作造成影响的，多是曾经的政治或者经济聚集地。如京派小说中心北京，海派小说中心上海、陕西作家群所处的陕西中的西安、市井小说较多的武汉等，这些大城市都曾在政治或经济上发达过。

这些政治城市往往使作家在小说中更多地关心时事，比如鲁迅，巴金，茅盾等现代作家，他们会或多或少在自己的某些小说中融入当时的学生运动，政治局势等。随着这些城市在政治上的宣传作用，很多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形成一种主旋律。如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的《红岩》，这部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就带有典型的政治色彩，江姐、许云峰等一系列人物都塑造成了威武不屈的革命党形象；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源》以及文革时期的小说都有这种特征。

当代小说中，政治色彩依然大量存在。当代作家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麦家的《暗算》等，其实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而这种倾向其实与城市长期的政治作用是分不开的。

西方却并非如此。不可否认，无论哪个国家的哪个作家，他的作品或多或少总会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西方小说中的政治色彩却并非中国这样浓厚。以美国为例，美国只两百多年的历史，政治色彩在它的城市文化中并不是很丰富，哪怕是在政局形势危急的城市，在反映其的小说中也很难看出有强的政治色彩。我们可以拿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和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例。《飘》中斯佳丽在佐治亚州不关心男人们所谈的政治，在亚特兰大挺过南北战争带来的痛苦，小说侧面反映了战争带来的痛苦，但主线是斯佳丽和白瑞德的爱情故事；《汤姆叔叔的小屋》写的是黑奴在奴隶主残酷压迫下的悲惨命运——无论是米切尔还是斯陀夫人，她们在小说中反映了政治背景，但却并未表明自己站在哪一政党一方。

东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这种区别，和城市的形成及宗教有一定的联系。中国的城市成因，与一个地区的土地肥沃、水源、军事地势等有很大关系；西方城市的成因，当然也会有这些因素，但与中国所不同的是，信仰及宗教能够形成城市（一个地方可以由于传教的人多而聚焦越来越多的人，从而形成城市）。在西方，城市文明曾经经历了从上帝——否定现世——重商逐利到精神救赎的过程[3]，这使得西方小说重宗教而非政治，重精神而非物质。

二、生存问题与利益思考

中国是世界上封建时期最长的国家，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天灾，中国人民长期面临着两个问题：生存和权利的压迫。这两个问题使得中国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经常将其作为主题。

反映反抗压迫的小说在现代小说中有很多，前面说到的《红岩》都是如此。揭露生存问题的其实也不少：鲁迅在《药》中写到华老栓用革命党的鲜血治孩子治病侧面反映了生存问题；虹影《饥饿的女儿》中也写到到饥饿年代的生存问题；而像池莉、方方等武汉作家，她们所写的武汉市井生活仍然对生存问题的一种思考。

中国城市的发展带来的传统遗失，以及城市现代化的不平衡，常会使作家对城市产生困惑，以至于一些作家即使在城市生活了，仍然会在小说里写乡村、写土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贾平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来，哪怕贾平凹住在西安，他写的小说也大部分依然以农村为题材。

西方国家很多较早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城市现代化发展快，作家小说创作更多地是对城市中表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质疑以及人与人之间何种关系的思考。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高老头有钱时，女儿们甜言蜜语，在高老头没钱时，女儿们无情地抛弃；马克·吐温的《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斯拥有百万英磅的前后遭遇；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中菲利浦夫妇对于勒有钱无钱的前后态